1949年，国民党军官易梓卿去台湾之前，拿到了三个名额。但他想带走四个人，他的副官，妻子和两个儿子。经过一番考虑，他打算把小儿子暂时托付给他父母。 1949年的上海码头乱成一锅粥，军舰的汽笛声扯着嗓子喊，国民党残部拖着家当往船上挤，易梓卿攥着手里的三张登船证，指节都泛白了。他是国民党整编74师的团长，从孟良崮突围出来后一路退到上海，上面给的撤退名额掐得死，说是军舰载重有限，多一个人都不行。 副官老赵跟着他八年，徐州会战的时候替他挡过一枪，肚子上留着一道疤，这份情他不能忘；妻子林婉清体弱，没了他根本撑不住；大儿子易建国8岁，已经懂事能帮着照看母亲，可小儿子易小宝才3岁，刚学会喊“爹”，肉乎乎的小手总缠着他要糖吃，把他留下，无异于在心上剜肉。 易梓卿连夜让老赵开车送他回江苏乡下的老家，车窗外的稻田黑沉沉的，像压在他心口的石头。老父亲坐在堂屋的油灯下抽烟，烟锅子一亮一暗，听他说完原委，半天没吭声，最后把烟锅往炕沿上一磕：“把小宝留下吧，有我和你娘在，饿不着他。” 老母亲早抱着小宝哭成了泪人，小宝不懂事，揪着奶奶的衣角歪着头看易梓卿：“爹，你去哪？带我去坐船好不好？”易梓卿蹲下来摸了摸儿子的头，喉咙堵得说不出话，只能从兜里掏出一块没开封的奶糖塞进他手里——这是前几天在上海洋行买的，本来想留给兄弟俩分着吃，现在只能给小宝一个人了。 临走那天天刚蒙蒙亮，易梓卿没敢叫醒小宝，怕自己狠不下心走。老父亲送他到村口，递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晒干的花生和几双纳好的布鞋：“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和婉清，小宝有我们，你放心。” 他对着父亲磕了个头，转身钻进车里，直到车子开出老远，还能从后视镜里看到老父亲站在村口的身影，越来越小。赶回上海码头时军舰马上要开了，妻子抱着建国站在人群里眼圈红肿，老赵拎着两个大箱子，额头上全是汗。易梓卿接过箱子，最后往家乡的方向望了一眼，咬咬牙踏上了军舰的舷梯。 船开的时候，建国扒着栏杆喊“奶奶再见”，易梓卿却不敢看，他靠在船壁上掏出那块本来要给建国的奶糖，剥开放进嘴里，甜得发腻却压不住心里的酸。到了台湾后，他们先住在高雄的临时营房里，后来搬到台北的一处老宅子，易梓卿退伍后开了个小杂货铺，日子过得平淡。 他每天都要在墙上划一道，算着离开家乡的日子，总想给父母和小宝写信，可寄出去的信要么被退回，要么石沉大海——两岸的邮路断了，连一点消息都传不过来。妻子总坐在窗边发呆，手里攥着小宝的照片，那是临走前在上海拍的，小宝咧着嘴笑，露出两颗刚长出来的小虎牙。 一晃二十年过去，建国成了家生了个孙女，易梓卿也老了，头发白了大半。他还是每天去杂货铺，柜台上摆着那个装奶糖的铁盒子，里面早就空了，却舍不得扔。 1987年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的消息传来时，易梓卿正在算账，手里的算盘珠子掉了一地。他连夜收拾行李，带着建国和孙女往大陆赶，到了江苏老家的村口，一眼就看到坐在门槛上的老母亲——父亲已经在十年前去世了，母亲头发全白拄着拐杖，看到他就哭：“梓卿，你可回来了……” 小宝现在该叫易卫东了，已经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他站在母亲身后，个子比易梓卿还高，脸上带着陌生的拘谨。易梓卿看着他，想起当年那个攥着奶糖的小不点，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小宝，爹对不起你……”卫东递给他一杯水，声音平静：“爹，我知道你当年的难处，奶奶都跟我说了。”饭桌上，卫东的妻子端上热腾腾的饺子，孩子们围着桌子喊“爷爷”，易梓卿看着满桌的人，突然觉得，这几十年的牵挂，终于有了着落。 战乱年代的离别，从来由不得个人选择。易梓卿的三个名额，藏着一代人的无奈与心酸，隔着海峡的牵挂熬白了头发，却终究没断了血脉相连的根。那些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只能在命运的洪流里挣扎，用思念熬过漫长的分离，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