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东芝走了，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走了，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现在就连佳能也关闭了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 这些年国际巨头们陆续从中国搬走的架势，看在眼里真有种时代交替的感慨。 曾经三星、东芝、阿迪耐克、佳能这些名字，在中国制造业版图上可是响当当的存在，如今却一个个把生产线搬到了越南、泰国，留下的厂房和回忆让人唏嘘。 就说佳能，2001年在中山投产的工厂曾是行业标杆，巅峰时期员工规模达上万人，年产能达数百万台激光打印机，车间机器轰鸣的热火朝天场景，是很多老员工抹不去的记忆。 可谁能想到，这个曾经风光的工厂，会在2023年无奈宣布停产，把产能彻底转移到了越南。 现在办公依赖电脑手机，微信、邮件秒传文件，纸质文件越来越少，打印机从办公必需品变成偶尔使用的配角。 IDC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激光打印设备出货量同比下降5%-10%，国产品牌市占率已升至41.5%，佳能在华激光打印机市占率从2018年的7.7%跌至2025年前三季度的3.9%，市场萎缩让佳能倍感压力。 但这顶多是让企业日子不好过，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美国那波不讲理的对华关税。 美国2018年就开始挥舞关税大棒，后续多次调整税率，部分原产于中国的商品关税最高升至30%以上，相当于给企业出口业务增加了沉重成本。 佳能中山工厂就是直接受害者，关闭前生产的打印机以出口为主，大部分销往美国市场，关税上涨让每台打印机成本显著增加。 打印机行业利润率本就不高，这笔额外支出直接导致利润缩水甚至面临亏损，最终只能选择撤离。 而越南生产的打印机出口美国无需缴纳高额关税，成本优势让企业的选择毫无悬念。 三星的撤离更是把关税的杀伤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2001年成立的天津三星手机工厂，巅峰时期年产3600万台手机，占三星全球产能的重要份额，在中国市场一度占据20%份额。 可随着美国对华手机加征高额关税，天津工厂生产的出口美国手机成本骤增。 三星果断关闭天津工厂，将生产线搬到越南，当地两座工厂每年合计生产1亿部手机，既避开了对华关税，又享受当地优惠政策，一举两得。 阿迪耐克的转移路径更是清晰地跟着关税和成本走。以前中国是它们重要的鞋类制造基地，如今越南已成为主要生产地。 数据显示，2021年耐克51%的鞋类产品产自越南，中国占比降至21%；阿迪达斯42%的鞋子由越南代工厂生产，中国仅占15%。 这背后是显著的成本差异，越南制造业小时工资约0.72美元，而中国莆田代工厂约合2.6美元/小时，再加上美国对华鞋服关税从10%提升至25%，越南生产的鞋服出口美国完全不受影响，长期下来能节省大量成本。 东芝的撤离则是市场变化和关税压力的双重作用。 1991年成立的东芝大连工厂，鼎盛时期员工规模超千人，生产的工业马达和信号发射器一度很受欢迎。 可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崛起，东芝产品竞争力下降，再加上美国对华电子零部件加征20%关税，工厂经营从2015年起持续恶化，员工数量逐步缩减。 最终东芝在2021年宣布清算大连工厂，将产能转移到越南和日本，这个陪伴中国市场近30年的企业黯然离场。 越南之所以能成为这些巨头的新选择，除了避开美国对华关税，自身优惠政策也极具吸引力。 越南对制造业外资企业实施“四免九减半”的所得税激励政策，后续还能享受10%的税收优惠，用于固定资产的货物免征进口税，还免征土地租金等福利。 对比之下，中国劳动力、土地等成本逐年上升，再叠加美国关税打压，这些以出口为主的国际巨头，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政策更优惠的东南亚市场。 说到底，企业经营的核心就是盈利，美国这波关税相当于给中国生产的商品加上了“惩罚性成本”。 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提供了避开成本陷阱的出路，这些国际巨头的转移，不是中国制造业不行了，而是关税压力、市场竞争和成本差异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选择。 从佳能的打印机到三星的手机，从阿迪耐克的鞋服到东芝的电子零部件，每一家企业的撤离背后，都有一笔清晰的成本账，美国关税就是那笔关键的额外支出。 当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美国要被征高额关税，在越南生产却能零关税畅通无阻，再加上悬殊的劳动力成本和诱人的税收优惠，这场产能转移就成了必然结果。 只不过看着曾经热闹的工厂变得冷清，还是让人忍不住感叹，贸易保护主义最终伤害的，终究是产业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