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大汉奸陶锡三在家里宴请日军。突然，她听到女儿哭喊着：“救命啊，救命啊！”陶锡三跑过去一看，怒火油然而生。 于南京城南，有宅院高悬“自治委员会会长”之匾。彼时，陶锡三笃定自己握有一套特殊“货币”，凭此能于乱世之中，保全自身的荣华富贵。这套货币别具深意。其背面彰显着他早年留学日本政法大学的资历；正面承载的，是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他倾“陶庐浴池”资财跨海救灾而赢得的“国际友谊”。这种盲目的自信，让他在这场1938年的酒席上，表现得不仅像个奴颜婢膝的仆人，更像个天真的赌徒。 此时的陶公馆内，为了博得几位太君一笑，陶锡三费尽心机从被扫荡一空的镇江乡下搜罗来肥鸡嫩鸭。他端着酒杯穿梭在宴席间，脸上堆砌的笑容比当年在东京鞠躬捐款时还要虔诚。他以为墙头上贴满的“皇军是救星”标语，以及大门上那层“日本通”的金漆，足以构建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将所有的暴虐与屈辱都挡在陶家大门之外。然而，这种依靠出卖尊严搭建的“安全区”，在绝对的暴力面前脆弱得如同一层窗户纸。 宴席的欢笑声并未持续太久，后院突然传来的一阵凄厉哭喊，瞬间撕碎了满堂的虚假祥和。那求救声属于他年方十六的女儿陶瑛，小姑娘口袋里甚至还揣着父亲早晨给的半块糖，仅仅因为进去送壶茶，就被喝红了眼的日军少佐视作了待宰的猎物。陶锡三引以为傲的“老朋友”身份，在这一刻成了最大的笑话。当他踉跄着冲向后院，试图用那套惯用的圆滑辞令化解这场“误会”时，回应他的不是昔日的客套，而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和抵在喉咙上的冰冷刺刀。 坊间曾流传过老汉奸在这一刻血性爆发、怒砸鬼子并最终为救女而亡的悲壮版本，那或许是百姓对人性尚存一丝希望的误读。而冰冷的历史档案却记录了更为残忍的真相：面对日军那句“被皇军看上是修来的福气”的诛心之语，陶锡三的所有愤怒在刺刀面前瞬间冷却。他并没有拼命，甚至没能换来一句像样的解释，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在自家那块“厚德载物”的牌匾下被强行拖入深渊。这一晚，他用尽全力巴结的“盟友”，不仅践踏了他的尊严，更彻底吞噬了他的骨肉。 这或许是某种因果最荒诞的闭环。为了在这张餐桌上换取一席之地，陶锡三早已将良心按斤变卖。他曾带人抢光了邻村老农李老栓的最后一口活命粮，气得老实人卧床不起；为了讨好主子，他手下的乔鸿年甚至将黑手伸向国际难民区，通过断水断粮逼迫三百名无辜妇女走出庇护所，落入日军虎口。在陶锡三眼里，同胞的苦难不过是他仕途的垫脚石，只要日本人开心，牺牲旁人无伤大雅。但他万万没想到，这头被他亲自喂饱的野兽，最终也会对他露出獠牙。 当幻想破灭，留给陶锡三的只有漫长的屈辱余生。抗战胜利后，所有的风光与算计都化为了一张汉奸罪的判决书。等到1948年他刑满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当年的深宅大院早已在风雨中荒废。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这位曾在樱花树下意气风发的留学生，在南京街头受尽了唾弃。连路边的黄包车夫都嫌他脏，甚至有人即使在路上看到他摔倒，也不愿多看一眼。那个脑溢血发作暴毙街头的瞬间，成了他一生最大的讽刺——他曾以为自己是执棋人，到头来不仅输掉了棋局，连作为棋盘的家国与良知，都已被他亲手砸得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