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教授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做研究先做人，被包养了就不要谈独立人格，事情会不会有双面性？ 最近沈逸教授一句话火了：“做学问，先得讲做人。”话不长，却戳中了当下某些“公知”的软肋。 这些年，总有些人顶着“学者”“专家”的头衔，在网上高谈阔论，说什么“学术无国界”“思想要自由”。可转头一看，人家早被境外机构用项目费、讲座金、基金会“养”得妥妥的。嘴上喊着独立，实际早没了立场。拿人钱财，替人办事，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砸着中国的锅——这种两面人，群众早就不买账了。 赵宏教授最近关于“犯罪记录封存”的提议，又把舆论点着了。她认为，对一些轻微犯罪、初犯者，是否可以在服刑或考验期满后，封存其犯罪记录，避免影响就业、升学等正常生活。这话一出，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破口大骂。 支持的一方说：“人谁无过？尤其年轻人，一时冲动犯了错，坐了牢、赔了钱，出来还得一辈子背黑锅？找工作被刷，考编政审不过，连对象都难找，社会把他往外推，他不又回去了吗？” 一位网友讲了个真实故事：他表弟大学时帮室友转了几笔来路不明的钱，被判了帮信罪，缓刑半年。结果毕业三年，考了八次公考，次次卡在政审。现在只能送外卖，“人越来越沉默，觉得自己是个废人。” 这话听着心酸，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法律判了，他服了，可社会的“二次惩罚”却没完没了。 可反对的声音也强烈。 “那受害者呢？谁来保护他们的安全感？” “要是性侵、家暴的记录也能藏起来，以后怎么防？” 一位母亲留言：“我闺女被补习老师猥亵过，如果这种人的前科能一键清除，那我们家长靠什么避险？” 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公共安全是底线，不能拿“人性化”当借口，去牺牲普通人的安全感。谁都不能否认，信息公开在就业、招生、租房等场景中的防范价值。 但问题或许不在“该不该封”，而在“怎么封”。 国外不少国家早有“前科消灭”或“记录封存”制度。比如日本，轻微犯罪者在服刑完毕后一定年限内无再犯，可申请消除记录；德国也有类似机制，强调“重返社会”而非永久标签化。这不是纵容，而是给改过者一条活路。 我们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现实中，“惩”完之后，很多人发现“后”没了。社会的冷漠，有时比判决书更重。一个永远被贴上“罪犯”标签的人，真的不会再犯吗？未必。 理想的做法，或许是分级管理：对重罪、暴力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终身公示；对轻微犯罪、初犯、过失犯，设定5到10年考验期，期间无再犯，记录封存，仅司法机关可查。既保障公共安全，也留出修复空间。 当然，也得提防那些借题发挥的人。有些人根本不在乎制度完善，只想借机攻击司法体系，鼓吹“西方那套才文明”，甚至为某些境外势力站台。这种“学术外衣下的政治算计”，必须警惕。 说到底，法律不该只是冰冷的条文，社会也不该只有黑白两色。我们既要维护正义，也要给迷途者一丝光。毕竟，谁没年轻过？谁没犯过错？ 如果有一天，你或你的孩子一念之差走了歪路，服了刑，道了歉，改了过——你愿不愿意，社会还能给他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个问题，值得每个人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