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某特工带回一份烈士名单，领导发现六字情报后震惊众人 1988年，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了北京政府。在详细询问之下，政府人员这才得知，这位老人原来是中共地下党的一员，这次来是向政府上交一份人名单。 老人坐在接待室的木椅上，背脊挺得笔直，像是还保持着当年执行任务时的姿态。他从随身的老布包里掏出一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物件，手指因常年劳作和岁月侵蚀布满沟壑，却在触碰油纸时变得异常轻柔。 工作人员接过包裹，能感觉到里面纸张的脆硬，仿佛稍一用力就会碎裂。打开第三层油纸，一张泛黄的毛边纸显露出来，上面用蓝黑墨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有些字迹已经褪色模糊，却能看出书写时的工整与郑重。 “这是1943年的名单。”老人开口，声音沙哑却清晰，带着跨越岁月的厚重，“我叫陈守义，当年是华北地下党第三联络站的交通员，这些都是和我一起潜伏的同志。 ”接待人员心头一震，1943年的华北敌后战场，正是敌我对峙最激烈、地下工作者处境最凶险的时期。 陈守义缓缓讲述，当年他们的联络站负责传递日军动向和敌后武装部署情报，名单上的37人，有工人、学生、商贩，还有刚成年的少年，每个人都顶着化名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 1944年秋，联络站遭到叛徒出卖，日军突然包围了他们的秘密据点。“那天雨下得特别大，我们正在整理一份重要情报，枪声突然就响了。” 老人的眼眶泛红，声音开始颤抖，“站长让我带着名单和情报突围，他说这些名字不能丢，同志们的牺牲不能白费。” 为了掩护他撤离，站长带着其他同志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陈守义在战友的火力掩护下，从后墙的狗洞钻出，一路在泥泞中奔逃，身后的枪声和战友们的呐喊声，成了他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逃出包围圈后，陈守义不敢暴露身份，只能隐姓埋名。他把名单和情报藏在祖传木箱的夹层里，辗转于河北、山西的偏远乡村，做过挑夫、守过林场，甚至一度沦为乞丐。“我不敢和人深交，不敢提过去的事，就连做梦都怕说漏嘴。 ”老人说，这些年他换了十几个住处，每次搬家最珍贵的就是那个木箱，哪怕自己挨饿受冻，也绝不会让木箱受到半点损坏。他曾多次想过寻找组织，可战争年代通讯中断，加上身份特殊，生怕暴露自己的同时连累他人，这份名单便在他的守护下，藏了整整44年。 工作人员将名单送到相关部门，当领导看到名单末尾用红墨水标注的六个字时，瞬间站起身来，整个办公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那六个字是：“全员殉国，无一叛降”。 在场的人无不震惊，44年前的那场突围，他们只知道联络站遭到破坏，却始终不清楚具体情况，更不知道这些同志全部壮烈牺牲，没有一个人屈服于敌人的威逼利诱。 名单上有个叫李爱民的少年，年仅17岁，是联络站里最年轻的成员，负责传递信件。陈守义记得，小李总说等抗战胜利了，要回家乡当老师，教孩子们读书识字。 突围那天，小李为了吸引日军的注意力，故意暴露自己，被敌人追了三条街，身中数枪仍不肯停下，最后倒在一片麦田里，手里还紧紧攥着没来得及送出的情报。 还有联络站的张大姐，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了革命事业，把孩子托付给亲戚，自己却再也没能回去。陈守义说，张大姐总把孩子们的照片带在身上，休息时就拿出来看看，嘴里念叨着“等胜利了就去接他们”。 这份迟到44年的名单，不仅记录着37位烈士的姓名，更承载着一段悲壮的历史。经过相关部门的核实，名单上的每一位同志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的家人终于得到了迟到已久的消息，有些烈士的亲属早已离世，只留下后代在清明时节，对着烈士纪念碑遥寄哀思。 陈守义站在烈士名录前，老泪纵横，他用粗糙的手掌轻轻抚摸着战友们的名字，像是在和老伙计们打招呼：“同志们，我把名单带来了，你们的英名终于被记住了，你们的牺牲没有白费。”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无数地下工作者像陈守义这样，隐姓埋名，默默奉献，用生命守护着信仰。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忠诚与勇敢。 这份烈士名单，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传承，它提醒着我们，今天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牺牲，更要传承他们的精神，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