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不成，被日军安置在医院，一名护士每次给他换药，都会多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郑意识到，他最后的情报有救了。 郑文道是上海地下党情报站的核心成员，那年他才28岁，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没选择留校任教，反而瞒着家人投身抗日洪流。 他负责传递日军华中地区的军备调动情报，凭借精通日语的优势，多次乔装成商人出入日军据点，此前从未出过差错。 这次暴露，是因为叛徒出卖——和他接头的交通员被捕后，熬不过酷刑供出了他的落脚点。 日军破门而入时，郑文道第一反应是销毁藏在怀表中的密写情报，可没等火柴划燃，就被日军的枪托砸中后脑，昏了过去。 醒来时，他已经躺在了日军控制的同仁医院。左腿中弹，伤口化脓溃烂，疼得他夜里直冒冷汗，可更让他煎熬的是没能送出去的情报——那是日军即将对苏浙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的具体部署，包括兵力分布、进攻路线和补给点位置。 一旦情报延误，根据地的同志们将面临灭顶之灾。他试过咬舌自尽，被日军发现后强行撬开嘴，灌下止血药；又试图用指甲抠挖伤口加深感染，可看守的宪兵看得极严，稍一动作就会遭到毒打。 日军留着他的命，不过是想从他嘴里撬出更多地下党名单，每次审讯都带着烙铁、竹签，可郑文道始终一言不发，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么把情报送出去，要么死。 负责给他换药的护士看着二十出头，梳着齐耳短发，眼神温柔，每次来都低着头，动作轻柔，从不主动说话。起初郑文道对她充满警惕，日军常派医护人员打探消息，他生怕这又是敌人的圈套。 直到第三次换药，护士收拾器械时，趁转身的瞬间，悄悄把一张折叠整齐的纱布放在了他的枕头下，而按照医院规定，每次换药只提供一张纱布擦拭伤口。 郑文道的心猛地一跳，他不动声色地用手按住纱布，余光瞥见护士的白大褂口袋里，露出半截印有“抗日救亡”字样的传单边角——那是地下党秘密印发的宣传品，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拥有。 他开始留意这位护士。每次换药，两人都没有语言交流，但护士总会用眼神示意他注意周围的宪兵位置，换药的速度也故意放慢，给足他观察环境的时间。 有一次，日军军官来查房，追问他是否认识其他地下党，护士恰好端着换药盘进来，假装失手打翻了碘酒，刺鼻的液体溅到了军官的皮鞋上。 军官勃然大怒，对着护士扇了两个耳光，骂骂咧咧地走了。护士捂着脸，依旧平静地帮郑文道处理伤口，只是换药时，手指微微颤抖，郑文道分明看到她眼角的泪光。 后来他才知道，护士名叫陈静，父亲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军官，1932年淞沪抗战中牺牲在战场。母亲带着她逃难到上海，日子过得颠沛流离，是地下党同志帮她们解决了生计，还资助陈静读完了护校。 从那时起，陈静就暗下决心，要为抗日做点什么。她通过地下党联络人介绍，进入同仁医院工作，表面上是普通护士，实则是地下党的外围交通员，专门接应被捕的同志传递信息。 郑文道知道，传递情报的机会来了。他利用护士多给的纱布，偷偷用伤口渗出的鲜血，在纱布背面写下密语——那是地下党内部约定的简易密码，用数字对应汉字，比如“三一一”代表“扫荡”，“七二”代表“七日”。 每次护士来换药，他就把写有密语的纱布藏在换下来的绷带里，护士会趁着清理医疗垃圾的机会，把纱布带出病房，交给联络人。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每次只写两个数字，分三次才把完整的情报传递出去。 有一次差点出了意外。负责看守的宪兵觉得绷带数量不对劲，要当场检查，陈静急中生智，说这些绷带沾了太多脓血，必须立刻送到焚烧炉销毁，否则会引发交叉感染。 她一边说一边拿起绷带往门外走，宪兵不依不饶地跟在后面，眼看就要追上，陈静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地，绷带散落一地。 她趁宪兵愣神的瞬间，迅速捡起藏有密语的那块纱布，塞进白大褂的内袋，其余的则故意踢到宪兵脚边，说：“长官要是不放心，就自己检查这些吧，我去叫人来打扫。”宪兵看着满地沾满脓血的绷带，嫌脏地皱了皱眉，挥手让她走了。 情报最终成功送到了根据地。指挥员根据郑文道提供的部署，提前调整了防御阵型，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下埋伏，不仅成功击退了扫荡的日军，还摧毁了三个日军补给点，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而郑文道在情报传递完成后，趁着一个雨夜，在陈静和地下党同志的接应下，成功逃离了同仁医院。 这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藏着普通人的家国情怀。郑文道用生命坚守信仰，陈静用勇气传递希望，他们都是平凡人，却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土地。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正是无数这样的无名英雄，用鲜血和勇气搭建起抗日的桥梁，才换来了后来的光明。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因为每一个平凡人的坚守，都是民族精神的缩影。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