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骗我，这里分明是台北！”2018年，92岁的台湾老兵在重庆江北机场，气呼呼地对女儿说。这也不怪他，实在是因为他离家已经75年了。 机场的冷气混着消毒水的味道，刺得他缩了缩脖子，枯瘦的手在女儿臂弯里攥得更紧，指节泛白。 三天后，重庆巴南区的山路上，秋雨刚歇。萧家福的解放鞋陷进泥里，每拔一次脚，都像从记忆里拽出一块沉甸甸的往事。 谁能想到，这个连下楼梯都要扶墙的老人，会在泥泞里走得这样固执？ 侄子萧邦华想背他，他摆摆手，从布兜里摸出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那手帕边角磨出了毛边，是他在台湾用了三十年的旧物。 在台湾金门的老屋里，二楼吱呀作响的木梯他爬了四十年。每天清晨，他都要踩着梯阶上去，对着牌位磕三个头，供桌上的白瓷碗永远盛着半碗清水——母亲说过，人走再远，也不能忘了喝水的根。 1944年的夏天比今年热，李家沱的蝉鸣吵得人心慌。日军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时，他正帮母亲晒谷，枪托砸在背上的疼，比晒谷场的石板还烫。 撤退到台湾那年，他在基隆港望着大陆，以为等战事平息就能回家。可等来的是妻子留下五个孩子和一张字条：“我养不动了”。 他去码头扛货，去工地搬砖，晚上在路灯下补衣服，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孔。 1988年的信是托人从香港转来的。弟弟在信里说，父亲走时还攥着他的旧棉袄，母亲临终前总对着村口的老槐树喊他的小名。 他把信读了二十遍，直到每个字都刻进心里，却在去邮局寄钱时，发现兜里连邮票钱都凑不齐。 女儿萧淑敏在网上发了三百多条寻亲帖，附上父亲模糊的记忆“巴县鱼洞仁厚乡”。记者带着这个地名跑了七个乡镇，终于在档案馆的旧户籍册里找到“萧邦华”三个字时，手机屏幕映着她哭花的脸。 机场广播里“重庆”两个字钻进耳朵时，他还在嘟囔“台北的楼哪有这么高”。直到穿制服的姑娘笑着说“爷爷，您看那牌子——江北机场”，带着水汽的乡音像钥匙，“咔嗒”一声打开了他锈住的喉咙：“我……我回来了？” 母亲的坟在半山腰，石碑上的字被雨水冲得有些模糊。他跪下去，膝盖砸在湿土上，发出闷响。七十五年的话堵在喉咙里，最后只化作一句“妈，我回来了”，眼泪砸在石碑上，溅起细小的泥花。 如今，他在重庆的家里也供了牌位，供桌上摆着从老宅带来的老槐树籽。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他和牌位之间，像一条温暖的路——这条路，他走了七十五年，终究是走到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