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同根同源的华人，对中华情感却如此不同？ 世界上有两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一个与中国血脉相连，甚至甘愿付出生命，另一个却嫌弃中国，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血脉。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街头，华文小学的校门口挂着褪色的木牌，上面“忠孝廉耻”四个毛笔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却依然能看出笔锋里的力道。 这里的华人只占全国人口的23%，却倔强地办起了1284所华文小学，课本里的唐诗宋词和马来西亚的地理知识并排躺着。 1941年的槟城码头，华人商贩陈阿水把刚收到的货款塞进竹筒，连同仓库里最后一箱奎宁丸一起搬上货船。 那艘挂着挪威国旗的货船最终没能抵达重庆——在马六甲海峡被日军潜艇击中时，船员里有12个华人，无一生还。 整个抗战期间，马来西亚华人捐出的54亿法币，相当于当时中国军费的三分之一；而日军为报复这场“跨海支援”，在槟城、吉隆坡等地展开的屠杀，让10万华人永远留在了那片橡胶林里。 转过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滨海湾的写字楼里，年轻的律师林明轩正在修改一份合同。 客户用中文发来需求，他却习惯性地用英文回复，末尾加了句“Best regards”。 当被中国同事笑着称为“同胞”时，他会轻轻摇头：“我是新加坡人。” 这个华人占比74%的国家，国徽上没有龙也没有凤，只有稻穗和狮子——前者象征多元种族的生计，后者代表城市的古称“狮城”。 为什么同样流着华人血脉，选择却如此不同？ 马来西亚的橡胶园里，殖民时期的英国管理者曾禁止华人聚集，是私塾先生在椰树下偷偷教孩子写“人之初”；而新加坡独立之初，马来族、印度族与华族的人口比例接近，李光耀在国会强调“新加坡人优先”时，办公桌上摆着的是孙子用中文写的贺卡。 有人说新加坡华人“忘了本”，可春节时牛车水的红灯笼照样挂满整条街；也有人说马来西亚华人“太执着”，可他们的孩子同样唱着马来西亚国歌长大。 或许，没有绝对的“亲”与“疏”，只有在不同土地上长出的根——有的扎进了文化的泥土，有的缠紧了国家的岩石。 如今，陈阿水的孙子在吉隆坡开了家中医馆，墙上挂着“悬壶济世”的匾额，抽屉里却放着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执业执照；林明轩的女儿在新加坡华乐团拉大提琴，演奏《黄河协奏曲》时，琴弦震颤的频率里，藏着她在剑桥留学时被问“你从哪里来”的沉默。 那道关于“中华情感”的题，或许本就没有标准答案。 就像两棵从同一棵古树上分栽的苗，一棵在多雨的南方拼命往地下扎根，一棵在多风的海边努力向天空生长，根须与枝叶的方向不同，却都在自己的土壤里，活出了华人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