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钱大钧因追求欧阳藻丽遭其父反对，竟在街头拔枪对准太阳穴。随着一声枪响

1927年，钱大钧因追求欧阳藻丽遭其父反对，竟在街头拔枪对准太阳穴。随着一声枪响，这位蒋介石麾下的“八大金刚”之一、黄埔军校的元老教官，险些为情丧命。 没人能说清，那个血糊了半张脸还梗着脖子骂“老顽固”的军官，是怎么在三天后拎着两斤白糖站到欧阳家门口的。卫兵说他回营时死活不让包扎，伤口结痂时又偷偷剪了便装的领口——怕磨着伤疤，更怕赔罪时显得狼狈。 “枪走火吓着您了，”他梗着腰杆站在门槛外，“但娶藻丽这事，我认死理。” 欧阳父把门摔得震天响，第二天清晨却发现，自家院子被扫得连片落叶都没有，扫街的竹扫帚就靠在门后，手柄还带着体温。 街坊说他仗着军校教官身份耍横，可真遇上地痞砸铺子，他只把证件往桌上一放，地痞看到“黄埔军校战术总教官”几个字就溜了——他始终没动过手，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傍晚铺子收摊，他又默默把货箱码齐，有次欧阳父故意把账本扔地上，他捡起来掸掸灰，照样帮着核对进出货。 藻丽后来红着眼圈告诉他，夜里起夜时，总看见父亲站在堂屋，对着院子里他扫出的干净地面发呆，嘴里还嘟囔“这犟小子，倒比我当年守码头时还轴”。 那天欧阳父扔给他一个油布包，里面是广州商埠的税银账册：“七天，你要是能把里面的烂账理清楚，以后别再来扫院子了。” 账册里夹着张字条，写着三个被墨水圈住的名字——都是军中实权人物。 钱大钧把自己关在军校宿舍，七天没脱军装，桌上的油灯烧干了三回油。第七天清晨，他揣着证据去见省主席，硬是把那三个贪墨军官拉下马，追回的税银足够欧阳家开十家铺子。欧阳父盯着他熬红的眼，把账册拍他怀里：“滚吧，以后藻丽就交给你了——别让她跟着你吃枪子。” 婚后的日子比账册还琐碎。东征时她挺着孕肚，在战火里给伤员包扎；北伐打到南京时，她用他的军饷办了所难童学校，孩子们都喊她“欧阳妈妈”。有次他从前线负伤回来，左臂缠着绷带，她一边剪纱布一边笑：“当年拿枪对准自己倒挺干脆，现在挨了枪子倒知道怕了？” 他抓着她的手往伤口按：“以前是一个人，现在怕疼是因为疼了会牵累你。” 1948年冬天，他奉命去台湾布防，临走前夜藻丽把一沓信塞进他包里：“我哥的厂子在上海，我得留下看着。你到那边……按时吃饭。” 他攥着她的手往怀里带，指节发白，半天只说“等我回来接你”。 后来的事，老兵们说起来总叹气。钱大钧在台湾官至“国策顾问”，办公室里始终挂着张泛黄照片——广州码头，他穿着军装，藻丽梳着齐耳短发，两人都笑得腼腆。藻丽留在大陆，守着难童学校直到退休，孩子们说她常对着海峡的方向出神，嘴里念叨“这人，说好来接我的”。 前几年整理老兵档案，看到钱大钧的日记，最后一页写着：“当年街头那一枪，以为没她就活不成；后来才懂，活着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把对她的承诺过成日子。” 窗外的雨敲着玻璃，像极了当年他扫院子时竹扫帚划过青石板的声音。这世上哪有什么轰轰烈烈，不过是两个认死理的人，把一句“我认死理”，过成了一辈子的“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