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勇豪是我军牺牲在越南战场上的唯一一位战地记者，遗体被越军虐待后拖走，师长大恕: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56年出生的谢勇豪，打小就揣着两个梦：一是当军人保家卫国，二是做记者记录时代。他老家在广西凭祥，和越南只隔了一道国境线，童年时就常听长辈讲边境线上的故事，18岁那年，他没等高中毕业证到手，就瞒着家人报名参了军，被分到了原广州军区某部宣传科，成了一名专职新闻干事。进部队的第三年，他靠着一手扎实的文字功底和敢闯敢拼的性子，拿到了战地记者的资格证，那台磨得掉漆的海鸥相机，从此成了他形影不离的“战友”。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时，谢勇豪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申请书末尾的字迹都透着执拗：“我熟悉边境地形，更懂战士的话，让我去前线，把他们的样子拍下来、写下来。”出发前，他给家人写了封家信，信里没提危险，只说“等我回来，给你们带前线的照片”，还把攒了半年津贴买的手表塞给了通讯员，嘱咐“要是我回不来，帮我寄给我妈”。 到了前线，谢勇豪彻底成了“拼命三郎”。别的记者还在后方阵地整理素材，他已经跟着尖刀连摸进了深山密林；战士们躲进猫耳洞防炮时，他攥着相机在战壕里穿梭，就为了抓拍到冲锋的第一帧画面。有次连队攻打某高地，越军的炮火炸得碎石乱飞，连长拽着他往掩体里躲，他却挣开手喊“再等半分钟，我要拍下红旗插上高地的瞬间”，直到镜头里出现那抹鲜艳的红，才肯弯腰后撤。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战士们的名字和事迹：三班副班长为救战友被炸断腿，炊事员背着铁锅冲上前线送饭，这些沾满硝烟的文字，成了后方读者了解战场的窗口。 悲剧发生在2月28日的一次穿插任务中。当时谢勇豪跟着某团二营执行迂回包抄任务，行至一处山谷时，突然遭遇越军伏击。枪声响起的瞬间，他没想着找掩护，反而下意识举起相机，想记录下战斗的真实场景，一颗流弹精准击中了他的胸膛，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更让人齿冷的是，越军发现他的记者身份后，不仅没有遵守日内瓦公约善待遗体，反而将其拖到阵地前沿肆意凌辱，还挂出挑衅性的标语，企图瓦解我军士气。 消息传回师部时，师长正在沙盘前部署作战计划，手里的红蓝铅笔“啪”地断成两截。这位打过解放战争、参加过边境防卫的老兵，当场红了眼眶，拍着桌子吼出那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太熟悉谢勇豪了，三天前还在前沿指挥所见过这个小伙子，当时谢勇豪浑身是泥，却举着相机兴奋地说“拍到了战士们炸碉堡的画面”，那双眼睛里的光，他到现在都记得。如今听闻烈士遗体受辱，这位素来沉稳的指挥员，再也压不住心头的怒火。 当晚，师部就抽调了一支精锐突击队，任务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谢勇豪的遗体。突击队队长是谢勇豪的同乡，出发前他把谢勇豪的笔记本揣进怀里，对队员们说“咱们把小谢带回家，不能让他在外面受委屈”。战斗从凌晨打到拂晓，突击队顶着越军的密集火力，三次冲锋才撕开缺口，当队员们在越军阵地的隐蔽角落找到谢勇豪的遗体时，所有人都红了眼——他的相机还紧紧攥在手里，镜头已经被摔得粉碎，笔记本的边角也浸满了血渍。 夺回遗体后，部队在临时驻地为谢勇豪举行了简易的追悼会。战士们围着他的遗体，有人拿出他拍过的照片，有人念起他写过的报道，山风呜咽，像是在为这位年轻的战地记者送行。后来整理遗物时，战友们在他的相机胶卷里，发现了最后一张未冲洗的照片，画面里是几名战士正在给受伤的战友包扎，背景的硝烟还没散尽，却透着一股生死与共的温情。 谢勇豪的牺牲，是战地新闻史上的痛，而越军违背国际公约的暴行，更暴露了其卑劣的本质。我军始终恪守人道主义精神，哪怕对待敌军战俘都以礼相待，可越军却连牺牲的记者都不放过，这种行径，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师长那句“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不只是对一位烈士的承诺，更是对所有为国捐躯者的尊重——只要军旗不倒，就绝不会让任何一个战士魂留异乡。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