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被迫“退休”后的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别墅内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他每个月有500卢布作为日常生活费,有时家里人还会来看他,他非常高兴,享受着天伦之乐。 谁能想到这个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挥舞皮鞋的铁腕人物,如今每天清晨都会扛着锄头在院子里种玉米,只是这些玉米再也不会像当年那样牵动整个苏联的农业政策了。 这别墅看着像世外桃源,实际上四周早就被克格勃的人盯上了。 1964年那会儿苏联工人平均月薪也就90卢布,500卢布的待遇听起来不错,但出门买个菜都得跟“保镖”报备,这种被圈养的自由,怕是换谁都觉得别扭。 赫鲁晓夫每天雷打不动读《真理报》,遇到农业报道就用红笔圈圈画画,有次儿子谢尔盖来看他,发现报纸上到处写着“集体农庄改革倒退”,吓得赶紧藏起来,生怕被外人看到惹麻烦。 家里人来看他的时候,气氛总是有点微妙。 孙女纳斯佳倒是没那么多顾忌,周末常来别墅住,缠着爷爷讲当年和美国人掰手腕的故事。 本来想多说说古巴导弹危机的惊险,后来发现孩子更喜欢听玉米地里抓兔子的趣事,也就顺着她讲些轻松的。 女儿朱拉就不一样了,丈夫在外交部上班,每次来都反复叮嘱,在外头别说是赫鲁晓夫的女儿,这种小心翼翼的样子,让老两口心里很不是滋味。 退休后的赫鲁晓夫还是改不了当领导的习惯,晚上跟家人吃饭,聊着聊着就开始点评朝政。 1968年勃列日涅夫搞“新经济体制”,他当着儿子的面就骂“这哪是改革,分明是给官僚发奖金”,吓得儿媳妇赶紧打断说菜要凉了。 后来发现光在家里骂没用,1969年偷偷联系上美国记者,想通过采访说说心里话,结果消息走漏,克格勃直接把别墅翻了个底朝天,幸好手稿早藏在墙壁夹层里,才算没被搜走。 写回忆录这事儿一开始就是个冒险。 1966年赫鲁晓夫弄来台老式录音机,每天半夜躲在书房口述,小儿子亚历山大负责整理,录完的磁带藏在《资本论》封皮里。 本来想等风头过了在苏联出版,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1970年克格勃局长安德罗波夫亲自上门“谈心”,明着说为了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不让他写。 无奈之下只能托意大利裔女佣把稿子偷偷带出去,没想到这事儿后来闹大了,1971年《欧洲人》杂志一连载,全世界都知道苏联前领导人在骂现任政府。 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的时候,葬礼办得悄无声息,只有柯西金一个政治局委员到场,报纸上就一句话“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逝世”。 那会儿谁也想不到,二十年后苏联解体,他的墓碑前突然摆满了鲜花。 2014年俄罗斯搞过次民调,62%的受访者说同情他的晚年遭遇,还有学者翻出他当年的笔记,里面那句“要么我们自己改,要么等着被改”,现在读来真是让人唏嘘。 赫鲁晓夫这辈子就像他种的玉米,风风火火长起来,又在政治寒冬里蔫了下去。 但他偷偷留下的那些手稿,后来成了研究冷战史的宝贝,连戈尔巴乔夫搞改革的时候都得提一句“这是赫鲁晓夫没干完的事”。 如此看来,有时候历史还真挺有意思,当年被骂成“叛徒”的人,多年后反倒成了“改革先驱”,只是这一切,躺在佩列杰尔金诺别墅里的老人再也看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