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绝大多数国家禁止安乐死？不夸张地说，安乐死一旦被放开，那就是穷人的噩梦…… 在荷兰，一位老年工人因无力支付癌症治疗费用，最终选择通过安乐死“体面”离世，但他最后一句话却令人心头一紧：“我不是想死，是活不起了。” 如果说安乐死是“选择的自由”，那问题来了：谁真的有资格“自由地”选择死亡？ 安乐死听起来是个美化过的词，“有尊严地离开”，但在现实中，它往往不是“选择”，而是“无路可选”。 尤其是在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均衡的国家，安乐死一旦合法，对穷人来说很可能从“权利”变成“义务”。 医生本该救人，而不是决定谁该活、谁该死，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医学伦理的底线，可一旦安乐死成为合法选项，那些无法负担昂贵治疗的病人，真的还能等到奇迹吗？ 还是说他们会被“劝退”去追求一种“看起来体面”的死亡？ 在荷兰，2024年公开的六起非法安乐死案件中，有患者根本没有被充分评估心理状态就被“执行”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制度再完善，也有缝隙，而一旦生死被程序化处理，穷人就可能沦为这套系统里最容易“走流程”的那批人。 安乐死不是一个按钮，按下就完事，它背后需要强大的制度支撑、法律监管和职业伦理，然而现实是，就连制度最完备的荷兰和比利时，也时不时爆出安乐死被滥用的案例。 更别说那些医疗体系本就脆弱、法律监管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了。 比如南非，2019年曾就安乐死展开讨论，但最终搁置，理由很现实：目前连基本医疗都难以普及，又如何保障安乐死的“合规”？ 一旦制度跟不上，安乐死就可能变成“便宜了事”的手段，不是为人性负责，而是为预算减负。 而且，谁来决定你“够不够痛”或者“够不够绝望”？是医生？家属？还是保险公司？只要这个判断标准存在模糊地带，就意味着可能被操作、被误解、甚至被利用。 在比利时和加拿大，已经有研究发现：安乐死申请者中，低收入人群、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占比远高于中高收入人群。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选择死亡”的背后，常常不是因为身体痛苦到不可忍受，而是因为生活陷入了无解的困境。 当活着的成本高到压垮你，而死亡却变成“最便宜的解脱方式”，这还叫“自由选择”吗？ 安乐死在富人眼里也许是“体面离场”的权利，但在穷人眼里，它可能只是“穷到连活着都负担不起”的无奈。 去问问那些年迈独居、无医保、无亲属照顾的人，他们想不想活下去？大多数人都想，但他们没有资源撑到生命自然结束。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包括德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始终对安乐死保持高度保守的态度。 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这个口子开了，最先涌进去的，不是那些真正无法忍受病痛的少数人，而是被社会遗忘的多数弱者。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表示，临终关怀应当成为各国医疗系统的重要部分，而不是让那些没有医疗、没有陪伴、没有希望的群体“自己找个出口”。 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安宁疗护体系的建设，就是希望让每一个人直到最后一刻都能被善待，而不是被“处理”，真正的文明社会，是让人有尊严地活到最后，而不是丢给一个“安乐死协议”就了事。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生命至上，慎之又慎，不是不尊重个人选择，而是要先确保这不是“被迫的选择”。 如果连基本医疗、心理支持、长期照护都无法保障，那谈什么“自愿死亡”？有多少“自愿”，其实是“活不下去”的变形表达？ 一项法律的出台，不只是技术问题，更是价值排序的体现，安乐死不是一个简单的“开与关”的问题，而是对社会底层安全网的终极考验。 如果社会不能给人一个好好活着的理由，那就别轻易给人一个“体面死去”的选项。 别让“安乐死”变成替代医疗、公平、照护的快捷方式。那不是人道，而是冷漠。 真正的进步，不是让死亡变得更方便，而是让活着变得更有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