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丈夫因找不到她，差点翻遍了北京城。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有一天，王承书跟丈夫说要去实验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离开后的日子里，丈夫张文裕翻遍了大半个北京城却毫无所得，年幼的儿子终日倚在门口，眼巴巴地望着巷子尽头，期盼母亲的归来。 然而，他们无人得知，这位母亲正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通往西北戈壁的列车，而她的背包里，除了几件简单的衣物外，还有从美国带回来的铀同位素研究手稿。 王承书是一位被寄予厚望的学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导师共同研究动力学理论，发表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学术成果。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她毅然放弃令人艳羡的海外条件，与丈夫张文裕一道返回祖国，投身到国家亟待发展的科研事业中。 最初，她专注于等离子物理领域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小的突破，然而，1961年的某一天，一份来自国家的命令改变了她的命运。 中央决定加速推进原子弹研发，而浓缩铀技术是这项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她被选中负责这一绝密项目。 这是一次需要隐姓埋名的任务，无法与外界联系，就连至亲之人也不能告知任何细节。王承书沉思片刻后便答应了。回到家后，她选择借出差为由告别家人，“如果国家需要，我愿意。”她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最深沉的爱国情怀。 火车一路向西，王承书最终来到了一个地图上都标不出的地方，西北戈壁的铀同位素分离实验基地。基地的条件异常艰苦，沙尘暴不请自来，简陋的小平房被吹得嘎吱作响。 冬天，实验设备的金属部分冻住，夏天则是人难以靠近的高温。住的是漏风的帐篷，喝的是咸涩的苦水，但这些都没有成为阻挡她献身研究的理由。 最初，摆在她和团队面前的，是大量苏联专家留下的技术资料。由于语言障碍和脱节的记载，她带领团队以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为唯一工具，日以继夜地推敲计算。 从凌晨至深夜，她伏案工作的身影始终未曾中断。有一次，她在长时间的工作后流鼻血不止，仍然用纸巾塞住继续演算。 某次因连续高负荷劳作，她在实验室晕倒，醒来后的第一句话不是关心自己的身体，而是问：“数据检查完了吗？”这些在别人眼中近乎疯狂的举动，却是她履行“我愿意”的庄严承诺。 身为基地内唯一的女性科研专家，她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温柔，那是在夜晚孤独的房间里，她从怀里取出从家中带来的儿子的照片时，眼中流露出的深深思念。 儿子不能理解为何母亲多年不归，她只得将这些情感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她也偶尔听到丈夫寄来的信息，得知儿子考试成绩优秀，她轻轻地在自己的工作笔记的角落画上一个小小的蛋糕图案，写下简短的祝福。 而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北京，张文裕扮演了一个超负荷的“支柱”，他既要在科学岗位上研究，又要担起“全职爸爸”的责任。 当儿子对着作业发愁时，他总是尽可能给出解答。而每当孩子问：“妈妈去哪了？”他只能红着眼眶回答：“妈妈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工作，这是她的使命。” 少年渐渐懂事，甚至在作文当中写下一句“我的妈妈是国家机密”。尽管少了儿时的陪伴，这种别样的亲情也灌溉着他对母亲的理解与敬意。 时间转眼来到1978年，王承书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她终于被允许返回北京。此时，她已满头白发，而她推门见到的“儿子”，早已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 再相见，难掩复杂，她数十载的青春和精力或许无法再陪伴家人成长，正是她和许许多多科研人员的付出，成就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壮举。这位长期隐姓埋名的女子，才开始被外界所知，她的功绩被众人传颂。 面对荣誉，她从未居功，晚年，她将个人积蓄捐赠给“希望工程”，连遗体也无偿捐献，用最后的行动书写了对祖国的爱。 王承书的命运并非孤例，还有无数科学家甘于奉献，比如邓稼先在核弹研究中默默隐姓埋名28年，郭永怀舍身护安全研究资料等。他们或许不如历史上的英雄被大众熟知，但他们同样是功勋至伟的无名之辈。 他们的名字，串联起了整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脊梁，他们相信，为一个更安全、更强大的国家付出，是一种荣耀，一种责任。 今天，当世界大环境复杂多变，科技创新关乎国家竞争力时，老一辈“隐姓埋名”的精神，依然具有启发性。在生活安稳和个人利益之间，如何作出抉择？也许，王承书等人的一生就是答案。 她们用实践教会后人：个人的选择，当站在更大的格局上，为的是让更多人受益，当今世界对人才同样有所寄望，我们或许不需要再隐姓埋名。 但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的初心不应改变。正如王承书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隐姓埋名不是牺牲，而是独有的荣耀。” 文章信息来源：中国青年网-2021.08.31《中国核事业耀眼的女性！她被认为能获诺贝尔奖，一生说了三次“我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