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战士卢进勇在跟随部队长征过草地途中，因为伤口发炎，掉队了。他日夜赶路，没想到又碰上了暴雨，衣服也完全湿透了。他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要是有堆火烤，该多好啊！” 说句实在话，咱们现在坐在暖气房或者吹着空调，恐怕很难切实体会那种寒冷彻骨的绝望感。在当年那种零度以下的茫茫湿地里，没有火，就等同于半条命已经交给了死神。队伍里连引火的干柴都找不到，战士们甚至只能干嚼生干粮。 肚子饿得像火烧，卢进勇下意识地摸了摸裤兜，居然摸到了一点被雨水泡成稀糊糊的青稞面。就在他把这团鸡蛋大小的面糊捏来捏去，纠结着要不要吞下去解解馋的时候，一阵比游丝还要微弱的声音传进了耳朵。 顺着声音，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跨过水沟，在一棵小树下碰到了一位同样掉队的战友。这位战友的状况，用“惨烈”来形容都不为过。半个人泡在浑浊的泥水里，头发像黑毡一样死死贴在额头上，眼眶深陷，只有喉结还在微弱地抖动。在当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种凄惨的画面太常见了。卢进勇掉队这两天，这已经是第三次看到倒下的战友。他本能地冲上去，想把仅存的那点青稞面喂给对方。 结果，让人揪心的一幕出现了。那位战友用涣散的眼神看了他一眼，极其吃力地推开了他的胳膊，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没用了。” 面对战友冻得发青的脸庞，卢进勇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他想去扶人家，企图带人家一起走。就在这时候，那位战友忽然睁开了眼，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指着自己的左腋窝。 左腋窝，这是人体最靠近心脏、最能留住体温的地方。卢进勇把手伸进那湿漉漉、冰冷刺骨的衣服里，摸出了一个硬邦邦的纸包。打开一看，是一张红军的党证。就在党证的中心，也就是那枚朱红印章的位置，并排躺着七根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简直就像一簇正在跳跃的火焰。 在滴水成冰、物资极度匮乏的泥沼里，这七根干燥的火柴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光明，意味着温暖，意味着几十上百条鲜活的生命！ 那位生命垂危的战友，伸出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拨弄着火柴，一根、两根、三根……数得很慢，数得极其认真。直到确认卢进勇看明白了，他那死灰般的眼睛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奇异的喜悦光芒。他把党证和火柴像擎着一碗救命的水一样，郑重地交到卢进勇手里，死死盯着卢进勇的眼睛，吃力地嘱咐：“记住，这，这是，大家的！” 说完这句话，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直直地指向部队前进的正北方向。随后，他的手臂猛然沉了下去。 故事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英雄战士，在历史上是有极其精确的真实原型的。他叫郑金煜，江西赣州石城县人。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的时候，他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部党支部青年委员兼宣传干事。牺牲的那年，他仅仅22岁。1956年，杨成武将军在撰写《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这篇两千多字的长篇回忆录时，用极其深情的笔触，详细记录了郑金煜过草地时哪怕身体极度虚弱，依然咬着牙搞宣传、抢着干重活的细节。老将军终生都铭记着这个普通战士贴身藏着火柴的感人举动，以及他临终前对革命必胜信念的坚定表白。 一根干火柴，只要划着了，就能点燃一堆篝火，就能把贴在身上的湿衣服烤干，就能喝上一口救命的热水。郑金煜当时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为自己点燃它，给自己续上一丝生机。 他偏偏凭借着常人根本无法企及的钢铁意志，克制住了这最原始的求生欲，把这份活下去的希望，原封不动地留给了大部队。 这几年，红色旅游越来越火热。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班佑乡姜冬村，也就是当年红军曾经宿营过的红柳林附近，如今矗立着一座醒目的“七根火柴”纪念碑。那组雕塑的主人公，正是当年接过火柴的卢进勇和用生命保存火柴的郑金煜。 故事的最后，卢进勇带着这沉甸甸的生命托付，在夜幕降临前奇迹般地追上了后卫部队。当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熊熊的篝火燃起，战友们围在火旁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升腾起阵阵白色的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发出诱人的响声。 就在这片温暖的火光中，卢进勇悄悄走到指导员身边，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承载着生命的党证。他把剩下的六根火柴，一根一根地递到了指导员的手里，嘴里用异样的声调哽咽着数着：“一，二，三，四……” 那跳动的火光，映红了卢进勇的脸，也映照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涅槃重生的希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的若尔盖大草原风景如画。但我们在欣赏这盛世美景的同时，绝不该忘记，在这片土地下面的每一寸泥土里，都曾浸透着先辈们为了点亮今天这万家灯火而流尽的热血。这，或许正是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最大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