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辽宁省政府机关大院的哨兵击毙了一个可疑人员，谁知，案件水落石出后，这个哨兵非但没被嘉奖，还被判处死刑！ 白玉珍的棉袄被血浸透了，左胸口靠近胳肢窝的位置，一个十字形的弹孔往外渗着血。 他端着冲锋枪的手抖得像筛糠，对着赶来的连长喊：“食堂拐角有两个人！我先开的枪，那个开枪的被我打死了，另一个翻墙跑了！” 连长蹲下去翻尸体，手电光照清脸的瞬间，头皮“嗡”地炸了。 死者是食堂炊事员苗广吉，五十来岁的老头儿，外乡人，在大院干了二十年，天天给一百多号人做饭。 “老苗？怎么会是他？”连长声音都变了调。 更蹊跷的是苗广吉手边的枪，那是连长一周前挂在宿舍墙上丢的“五四”式手枪。 连长记得清楚，那天他去开会，回来就发现枪不见了，还暗中排查过，没想到在这儿见了面。 法医徐功伟赶到时，雪已经下了半尺厚。 他没急着验尸，先围着尸体转了两圈：“老苗这穿着不对劲啊，棉袄敞着怀，扣子一个没系；棉裤开口散着，脚上套着鞋，里头光着脚，袜子都没穿。” “这哪像个要干坏事的人？” 徐功伟蹲下来，“倒像是大半夜被人从热被窝里薅起来，稀里糊涂跟着出了门。” 验尸结果出来，徐功伟的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全是疑点。 苗广吉身上有七处贯通伤，弹孔入口全在后背，出口在前胸。 徐功伟指着尸体说，“这哪是‘正面遭遇’？分明是有人从背后下的死手！” 还有几枪更邪乎，苗广吉倒地后，胳膊压在身子底下，子弹却从胳膊底下钻进去，在他肚子上又开了几个窟窿。 徐功伟拽了拽苗广吉僵硬的手臂，“死后被人硬拽出来摆在身侧，手枪就放在离手二十厘米的地上，这不像是搏斗现场，倒像是有人刻意‘布置’的。” 连长听得后背发凉：“你是说……老苗是被冤枉的？” 徐功伟没说话，转而检查白玉珍的伤口。 白玉珍的左胸伤口，弹孔周围一圈黑火药印，这是枪口顶着肉开的火才能留下的痕迹。 “你说自己是正面迎敌，可这伤口，除非你左手叉腰、右手拿枪从侧面往里打，这枪，很可能是你自己打的。” 最关键的铁证在枪上。 法医提取了手枪扳机护圈里的血迹，化验结果是B型血。 苗广吉是O型血，白玉珍恰恰是B型。 白玉珍被铐上手铐时，还在喊“我是自卫”。 可到了审讯室，没扛过三小时就全招了。 “我82年兵，马上复员了。入党申请书递了三次，提干考试考了两年，都没成。眼看要走人了，我不想灰溜溜地回去，就想立个功，入了党，提了干，退伍也能安排个好工作。” 他的目光落在桌上苗广吉的照片上：“老苗是最好的靶子。他是外乡人，没亲戚没朋友，就算死了也没人闹；我跟他还不错，叫他‘干爹’，他肯定不会防着我。” 计划是白玉珍琢磨了半个月的。 12月1号晚上，他摸进连长宿舍偷走手枪；过了两天，骗苗广吉“帮别人保管东西”，把枪塞进苗广吉的褥子底下。 12月9号凌晨两点，他敲开苗广吉的门：“院子里好像进了贼，你跟我出去看看，带上枪防身。” 苗广吉迷迷瞪瞪爬起来，衣服扣子都顾不上系，就跟他出了门。 白玉珍说，“没走几步，抬手就照他后脑勺开了一枪。他往前踉跄两步，我又补了几枪，怕他没死透。” 至于自伤？“我怕别人不信，就朝自己左胸开了一枪。” 1981年，沈阳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 “被告人白玉珍，为谋取个人政治利益，预谋杀害无辜群众，伪造现场，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那天，白玉珍的家人没来。 他突然笑了：“我本来想当英雄的，咋就成了杀人犯？” 法官敲了敲法槌：“英雄是用命护着老百姓的，不是用老百姓的命换自己的功。你这条道，从一开始就是歪的。” 行刑前，白玉珍提了个要求，见连长一面。 “连长，我对不起老苗。我总说他是‘干爹’，其实就是想让他放松警惕。他给我补过衣裳，给我留过馒头，我咋下得去手……” 苗广吉的坟在沈阳郊外，没立碑，就一个土堆。 每年清明，总有个老太太来烧纸，是苗广吉的远房侄女，来替他“看看”这个用命护了大半辈子的院子。 而白玉珍的故事，成了大院里流传的“反面教材”。 徐功伟后来调去了省公安厅，成了有名的法医。 他常说：“案子会说话，血会说话，连雪地里的脚印都会说话。你若存了坏心，再精的算计，也瞒不过良心。” 这世上，从来没有“用命换功”的英雄，只有“用正道立身”的凡人。 白玉珍的枪声早已消散，可那声警钟，至今还在风雪里回响，别让“英雄梦”蒙了眼，别让“走捷径”害了命。 主要信源：（搜狐——杀良冒功,罪恶滔天!1980年沈阳市机关游动哨兵杀人案侦破始末_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