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咱们每天升国旗、奏国歌，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一响起，没人不心潮澎湃，但很少有人细想，写出这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作者，到最后却没能“站着”走完余生。 田汉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说白了就是个爱写戏、爱琢磨歌词的“老文艺人”，一辈子没争过名、没夺过利，满脑子都是怎么用文字、用戏剧唤醒国人，怎么让文艺能真正扎根普通人的生活。 田汉入党早，1930年就入了党，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没躲在温室里，反而顶着风险搞进步文艺，组织戏剧演出、写爱国歌词，连《义勇军进行曲》都是他结合当时的民族危亡，熬夜写出来的。 那时候的他，眼里有光，心里有国，哪怕日子过得颠沛流离，也从没停下笔，就想着能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多做一点事。 可谁能料到，这样一个为国家立过大功的人，会在晚年遭遇那样的不公。1966年开始，一场动荡打破了所有平静，田汉被贴上了“文艺黑线人物”的标签，从此就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没 人听他解释，没人念及他的功劳，批斗、游街成了家常便饭，好好的一个文人，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更让人无奈的是，1966年12月，他被造反派深夜抓走，这一去，就再也没回到过家人身边。 1968年，对田汉来说是致命的一年。这一年，他被错误地定为“叛徒”，被永久开除党籍——这份处分，对一个一辈子忠于党、忠于国家的老党员来说，比任何打骂都更伤人。那时候的他，已经身患多种重病，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缠身，可在拘押期间，没人管他的病情，没有药物治疗，没有悉心照料，身体一天比一天垮，精神也被一点点击垮。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301医院离世，走的时候，连个真实的名字都没能用上，登记的是“李伍”这个化名，火化后骨灰无人认领，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撒进了泥土。他到死都没能等到一句清白，没能再见到自己的妻儿老母，没能再看一眼这个他用一生去热爱、去守护的国家。 田汉被抓走后，他的家人就陷入了无尽的等待中。他的老母亲，九十多岁的老人，每天坐在家门口，盼着儿子回来，从1966年盼到1971年，直到一百零一岁离世，到死都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带着无尽的牵挂走了。而 他的妻子安娥，早在1956年就突发中风，半身不遂，一直靠着田汉的照顾才能好好生活，田汉被抓走后，她就躺在藤椅上，日复一日地盼，这一等，就是整整七年。 1975年5月，距离田汉去世已经七年，“中央专案组”才找到田汉的家属，在他们曾经的旧居，宣布了田汉的死讯，还有那个荒唐的“历史结论”，依旧认定他是“叛徒”。 更让人寒心的是，家里近十万册藏书、字画和书信，要么被没收，要么被烧毁，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安娥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瞬间就垮了，七年的期盼，七年的等待，到头来只等到一句冰冷的死讯和无法洗刷的冤屈。 本来就身患重病的安娥，经不住这样的致命打击，身体急剧恶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脑子都是田汉的样子。没过一年，也就是1976年，安娥就带着对田汉的思念和无尽的悲痛，追随他而去。 夫妻俩一辈子患难与共，颠沛流离，到最后，连一场像样的告别都没能有，连死后都没能葬在一起，想想就让人揪心。 直到1979年，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全国，田汉的冤案才终于得以平反，国家撤销了1968年的错误决定，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名誉，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可遗憾的是，田汉和安娥都看不到这一天了，他们没能等到清白昭雪的时刻，没能等到世人重新记起他们的付出。 说句实在的，田汉这辈子，没对不起任何人，更没对不起这个国家。他写的国歌，至今还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他创作的戏剧，至今还被人铭记。可他却在晚年蒙冤，含恨而终，连家人都跟着承受了无尽的痛苦。这不是什么戏剧情节，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是一段让人痛心、让人反思的过往。 我们现在唱国歌的时候，应该多想起田汉，想起这个含冤而死的“国歌之父”，想起他为国家、为文艺事业付出的一切。那些为国家和民族默默奉献的人，不该被遗忘，那些曾经的冤屈，不该被尘封。 田汉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遗憾，但也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与公正，永远记住，每一份付出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个忠魂都值得被铭记。 参考信源： 澎湃新闻——团团带你学党史 | （15）“国歌之父”田汉：“敌有枪炮，我有血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