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其实他干的是登记报纸的活儿。 工资八块钱，比拉洋车的多两块，比教授少三百多。 那些年后人说的“起点”，当时连个正式职员都不是。 现在书上写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查1920年北大自己印的《职员录》，根本没这职位。只有“书记”两个字，印在“理书”那一栏底下。干的事儿就是抄名字、记报纸、捆书、擦桌子。不教课，不算教员，也不归总务处管人，就归图书部一个干事带，和扫地的、烧水的算同一类。 他坐的位置在第二阅览室门口，人来人往，报纸堆成山。登记本上每天写上百个名字，他却记得住谁常借《新青年》，谁总翻《每周评论》，谁偷偷拿俄文书。别人以为他在发呆，其实他边盖章边速读，一天看十几份报，中英文混着来。没人拦他，因为“书记”本来就该待在那儿，不说话，不出声，像根柱子。 李大钊让他进资料室，不是抬举他，是按规定——书记能进库房理报。他就把《庶民的胜利》抄三遍，把杜威讲实用主义的段落和湖南老家的旱灾消息并排写在小本上。邵飘萍办新闻讲习会，他报名填“书记”，人家收了。没人问头衔，只看他交的作业：一条消息改三遍，标题怎么更准，导语怎么更短。 后来“书记”这个词变了味。中共建组织，书记成了头儿；对外翻译时，斯诺笔记里写成“assistant librarian”，中文再翻回来就顺成了“管理员”。听着体面些，也方便理解。可这么一换，就把那八块钱、那堆登记本、那扇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窗，轻轻抹掉了。 他没靠职位翻身。靠的是把每张登记条当线索，把每份过期报纸当镜子，把每个不搭理他的教授名字，记下来，再琢磨他们写的东西。 头衔是别人给的，位置是学校分的，但怎么看、怎么记、怎么想，全是他自己一点点抠出来的。 那两年，他没升职，没涨薪，也没人喊他一声“毛助理”。 他就天天登记，抄写，烧水，然后走路回杨昌济家吃饭。 登记本还在北大档案馆，字迹有点淡，但名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