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去世。正值炎热五月，尸体眼看着要发臭。可这帝陵，别说修了

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去世。正值炎热五月，尸体眼看着要发臭。可这帝陵，别说修了，就连埋哪儿，都还没个说法！你说奇怪不？ 这事儿说出来谁信？ 堂堂开国之君，怎么也不至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尴尬吧！ 是大唐刚建立，国力空虚修不起陵？还是手下人办事拖沓，忘了给老皇帝选址？ 更尴尬的是，当时正是农历五月，关中的天气热得能把人蒸熟。 尸体停在那儿，一天一个味儿。 满朝文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又不敢明说——总不能催皇帝：陛下，您爸快臭了，赶紧找个坑埋了吧？ 这事，在官修正史里有解释，但是今天我们撇开这些，说一说另外一个“真相”。 一个叫温大雅的人，写了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里面的内容，可是和李世民登基后的“史料”，略有不同。 之所以史学专家许多相信温大雅，原因很简单： 这个人是李渊的“首席秘书”兼“铁杆老粉”。 早在大业十三年李渊太原起兵那会儿，温大雅就被聘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门典掌机要 。 就是李渊开会他记录，李渊聊天他旁听。从起兵到称帝那三百五十七天里，温大雅几乎是寸步不离李渊身边。 更关键的是，温大雅在贞观三年（629年）就病死了 ，那时候李世民还没来得及“修改”历史。 所以这本书里记的，才是没被PS过的原图…… 《旧唐书》《新唐书》这些官修史料，提到李渊陵寝拖延的事儿，称李渊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意思就是葬礼要简单，不用铺张。 李世民呢，就顺着这个话头，说自己是遵奉老爹的遗愿，所以没提前修陵，直到李渊去世，才临时选址、赶工修建。 这话听着没毛病，甚至还显得李世民孝顺、节俭，可只要稍微琢磨一下，就漏洞百出。 首先，李渊是开国皇帝，就算再节俭，陵寝选址这种大事，也不该等到人死了才着急； 其次，李世民后来给自己修昭陵，足足修了13年，从贞观十年就开始动工，怎么到了自己老爹这儿，就突然“遵奉俭约”，连提前选址都懒得做了？ 更可笑的是，官修史料还刻意美化李世民，说他“哀恸不已”，为了李渊的陵寝耗尽心力。 可事实呢？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写下了不一样的细节…… 温大雅没直接写李渊陵寝拖延的事儿，但他的记载，却从侧面戳破了官修史料的谎言。 在《大唐创业起居注》里，温大雅明确记载，太原起兵的主谋是李渊，是他运筹帷幄、招兵买马，才打下了大唐的基业； 而官修史料里，却把太原起兵的功劳全算在了李世民头上，把李渊写成了一个优柔寡断、胸无大志的人。 温大雅的记载里，没有李世民的“孝感动天”，只有李渊晚年的郁郁寡欢； 没有贞观盛世的歌舞升平，只有权力斗争后的凉薄无情。 他笔下的李渊，是一个有野心、有谋略的开国之君，而不是官修史料里那个可有可无的傀儡。 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大唐创业起居注》才被后世学者奉为准则，凡与官修史料不符之处，大多以它为准！ 回到公元635年的那个夏天，李渊的尸体在酷热中煎熬，李世民一边忙着安抚群臣，一边急急忙忙让人选址修陵。 最终，献陵在高士廉、阎立德等人的主持下，赶工五个月才建成，采用积土为陵的形制，规模远不如后来的昭陵，甚至比不上一些王公大臣的陵墓。 说白了，这不是俭约，是敷衍，是李世民给李渊的最后一份“冷遇”…… 另外，可能有人会问： 李渊从玄武门之变后，还做了九年太上皇，难道他就不关心自己的身后事？为什么不向儿子提起修陵的事儿？ 怎么说呢，这九年与其说是养尊处优，不如说李渊成了“高级囚徒”。 他被安置在大安宫，说白了就是个偏僻的养老院，李世民名义上孝顺，可实际上，连见儿子一面都难。 一个这般处境的太上皇，能开口找儿子要“寿陵”吗？ 这样的父子关系，恰好印证出玄武门之变后，两人的心理变化与终身的困扰。 这对父子，早已经在那场血雨腥风的政变中，让所有的亲情化作了无奈和痛苦…… 李渊不愿意面对儿子，李世民又何尝愿意面对父亲？毕竟，谁也不想再回忆起那个夜晚。 就这么着，九年一晃而过。 李渊活一天，这事儿拖一天。直到635年五月，再也拖不下去了！ 按规矩，皇帝陵墓怎么也得修个十年八年。刘邦的长陵修了多久？没准确数，但肯定不短。汉武帝的茂陵修了五十三年 。 可李渊呢？别说十年，十个月都没有！五月死，按照礼制，不能拖过当年十月。 最终，仅仅花了五个月时间，从选址到修建再到埋进去，李渊的“献陵”，建成了。 所以献陵成了唐十八陵里最“特别”的一座——它是唯一一座封土为陵（挖坑埋）的开国皇帝墓 。 此后的唐朝皇帝，清一色依山为陵，气势一个比一个足。 唯独李渊，孤零零地躺在三原的平地上，像极了他晚年的处境：被高高供起，却无人在意…… 唉，幸好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不然李渊可就太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