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冀东平原，凌晨3点，300八路军进村不到两小时，就被3000日伪军重重包围。危急关头，副队长竟下了两道谁看都像"找死"的怪命令。 六年前，也就是1938年夏天，冀东这片土地曾经燃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彼时，李运昌以冀热边特委书记的身份回到故乡，秘密串联各县，组织武装力量。 7月间，起义浪潮席卷二十多个县，参与人数超过二十万，抗日联军规模一度达到七万余人。高志远担任抗联总司令，李运昌与洪麟阁任副总司令，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当年8月，一个决定性的错误让这一切几近崩溃——四纵主要领导判断敌人将要大举扫荡，执意决定率主力全部撤往平西整训。 西撤途中，队伍遭到日伪军围追堵截，人员大批失散。这场撤退让整个起义队伍和冀东根据地的元气折损了九成以上。 李运昌当时就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他连夜召集紧急会议，争了一天一夜，最终说服众人停止西撤，率部折返冀东。回师路上又与日军一个旅团硬碰，等到1938年11月，部队在迁安县柳沟峪重新集结，司令部直属人员只剩下130人。 就是这130人，成了后来冀东根据地所有武装力量的种子。 在这段最艰难的岁月里，有一个人一直留守冀东，没有随四纵西撤。此人叫包森，原名赵宝森，陕西蒲城人，1911年生。 四纵撤走时，包森奉命带着一支人马留下，编为第二支队，在遵化、兴隆、迁安一带打游击。半年不到，包森率部作战数十次，攻克日伪据点二十余个，队伍从几十人扩充到七八百人。 包森打出名气，不只靠硬仗。1939年初，日军派宪兵大佐赤本坐镇遵化，专门对付冀东根据地。包森的部下王振西被日军抓获，王振西没有就地招供，而是答应带日军去找包森。 赤本大摇大摆地跟着进了遵化孟子院村，村里等着他的，是一群伪装成农民的战士。赤本就这样被活捉，此事震动了整个华北日军系统。 1940年7月，晋察冀军区正式组建冀东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包森任副司令员兼第13团团长。当年7月28日，包森在盘山西麓的白草洼设伏，将号称"常胜军"的关东军武岛骑兵中队七十余人全歼。 这是冀东武装力量整建制消灭日军精锐部队的第一个战例，叶剑英后来称包森为"中国的夏伯阳"。 然而1942年2月17日，包森在遵化县野瓠山与日伪军遭遇，指挥战斗时中弹牺牲，年仅31岁。第13团的底子还在，这批骨干后来与冀东暴动留下来的老兵合并，逐渐演变成6区队这支队伍。 6区队常年活动在遵化、蓟县一带，走的正是包森走过的山路和河湾，熟悉这片地形，也继承了那种不肯坐等挨打的劲头。 到了1944年，日军在华北的处境已经大不如前。太平洋战场吃紧，日本不得不从华北抽调兵力，转而大规模启用伪军填补空缺。 所谓的"治安军"先后调入冀东三万余人，以团营单位占线，再以连排散开控面，配合地方伪军和伪警形成密集网络。伪军数量多，但战斗意志普遍不强，打顺风仗还行，一旦局势突变，往往先乱。 6区队在这一年端掉了日军的大陆金矿据点，缴获了大批装备。 这一仗打得漂亮，却也彻底暴露了目标。日军靠汉奸探明了6区队的宿营地，调集3000日伪军连夜奔袭，意图在这片无险可守的平原村落里，把6区队一口吞掉。 凌晨3点，合围悄然成形。负责指挥突围的副区队长曹致福站在村子里，盯着外围越来越密的火把，下了第一道命令：全队放弃分散住房，集中进入村北那处有砖石围墙的独立大院。 周围的人都没吭声，但心里都在打鼓——缩进一个院子，等于把机动空间全部放弃，日伪军只要合力围攻，这300人就成了死局。 曹致福没有解释，随即下了第二道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