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梁颂恒在香港立法会宣誓时，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侮辱性将故意用英语将“中国”念为“支那”。 那天的立法会议事厅，聚光灯打在这个年轻人身上，他披着预先准备好的蓝色横幅，用刻意扭曲的发音念出誓词，整个过程像是排练已久的独角戏，他大概觉得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可他没想到的是，这场表演换来的代价，会让他用余生来偿还。 这不是简单的失态或情绪失控，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挑衅，选在新届议会第一天，选在媒体最密集的时刻，把庄严的宪制程序当成个人造势的舞台，那个带着历史伤痕的词汇被他重新撕开，伤害的不只是几个字，而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法律的回应来得又快又准，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明确了宣誓的严肃性，香港高等法院随即裁定其资格无效，从宣誓到被取消资格，总共十二天，这十二天像是一场昂贵的赌局，他押上了所有筹码，却输得精光，紧接着，因为冲击议会现场，他又被判了四周监禁。 更麻烦的还在后头，作为议员预支的93万港元薪金和运营款，按规定必须退还，同案的其他人选择了分期偿还，承担起自己该负的责任，他却选择了另一条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对追讨置之不理，立法会无奈向法院申请，最终他被裁定破产，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信用的全面崩塌。 2020年11月，在破产令和法律追责的双重压力下，他仓皇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离开前还特意发了声明，说要和家人、和自己创立的组织"断绝关系"，这种刻意的切割姿态，像是在告诉世人：过去的一切都与现在无关，可香港警方依据国安法发出的通缉令，已经把他的名字永久刻在了另一份名单上。 到了美国，他才发现所谓的"自由天堂"并不欢迎一个没有信用记录的外来者，租房时屡屡碰壁，房东一听他的情况就礼貌拒绝，没有稳定收入，没有工作许可，更没有任何信用积分，在这个高度依赖信用体系的社会里，他几乎寸步难行，最后只能靠熟人担保，挤进一间多人合租的小房间。 讽刺的是，他曾经在节目里抱怨这套让他处处受限的信用制度，言语间却又不得不承认它的"严谨"，这和他在香港时对各种规则的轻蔑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原来他反对的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反对那些约束自己的规则，当规则对他有利时，他可以欣赏它的"完善"；当规则要他负责时，他就选择逃避。 生活的落差比想象中更残酷，他开了个网络节目叫《巴仔讲经》，声称"不讲政治"，可播放量长期停留在个位数，评论区冷清得可怜，被问到生计来源，他只能含糊地说做"咨询工作"，从前在香港议员办公室里囤着各种名酒，现在却为基本生活发愁，这种对比不是谁强加的，而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在华盛顿，像他这样带着"故事"的流亡者多得是，当初那些热情拉拢他的势力，如今早已把注意力转向了新的目标，工具的价值在于能被使用，当他失去了本土舞台，无法再制造任何波澜时，自然也就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那些曾经的"支持者"从未真正在意过他的处境，他不过是棋盘上的一颗可替换的棋子。 通缉令的效力不会因为地理距离而消失，破产的身份也会跟随他一辈子，法律的囚笼、经济的囚笼、精神的囚笼，三重困境同时锁住了他的人生，他无法回头，因为每一次逃避都在加固这些牢笼，年龄在增长，技能在贬值，依靠他人担保的生活随时可能崩塌，而他能做的只有不断重复那套陈旧的叙事来证明自己还存在。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港独”梁颂恒拖欠立法会93万港元，遭上诉申请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