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青霉素是什么，汤飞凡太知道了，那是1928年英国人弗莱明在实验室里意外发现的东西，到了1941年，西方已经把它列为军事机密，能够批量生产青霉素的国家，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而在中国，连磺胺都是稀罕物，更别提这种被称作“细菌战核武器”的神药。 在中国，老百姓受了伤，只能用草木灰敷伤口，或者扯一把草药嚼烂了糊上去，运气好的扛过去，运气不好的，就像那个小兵一样，眼睁睁看着伤口从红肿到化脓，从化脓到流黑水，最后整个人烧成一截枯木。 汤飞凡决定自己造。 可这谈何容易？首先是菌种，全中国找不到一株能产青霉素的青霉菌。其次是设备，生产青霉素需要恒温培养箱、无菌操作台、提纯设备，这些东西在战时的昆明，比黄金还难找。最要命的是技术封锁，西方发表的论文里，所有关于生产工艺的关键数据都被抹去了。 有人劝他：老汤，你这是拿鸡蛋碰石头。 汤飞凡没吭声，只是每天蹲在实验室里，带着几个年轻人，开始了一场近乎绝望的寻找。 那段时间，防疫处的人看见汤飞凡，都觉得他像个疯子——四十多岁的人了，整天趴在地上，举着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找霉斑。 194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叫张国华的技工从自己的皮鞋上刮下了一团绿色的霉。汤飞凡把它接种到培养皿里，三天后，他对着那团毛茸茸的菌落，手都在发抖。 菌落周围的培养基里，有一圈透明的抑制圈——这是青霉菌在杀死周围的细菌。 汤飞凡把那株菌命名为“青霉素-1942”，后来的人习惯叫它“皮鞋菌”。 有了菌种，更大的难题来了——怎么提纯？当时国际上通行的玉米浆发酵法，中国根本没有玉米浆。汤飞凡就改用麸皮代替，用土陶罐代替不锈钢发酵罐，用竹子编的筛子代替离心机。 他把实验室搬到昆明郊外的一座破庙里，日军飞机每天从头顶飞过，轰炸声震得房梁上的灰簌簌往下掉，他就拿块布盖在培养皿上，继续盯着那些霉菌看。 1943年秋天，李约瑟来到昆明。这位英国生物学家是受英国皇家学会委派，来中国考察科学状况的。当他走进汤飞凡那间漏雨的实验室，看见那些土陶罐里正在发酵的青霉素时，整个人愣在原地。 “你们用这些？”他指着那些简陋的瓶瓶罐罐。 汤飞凡点点头：“经费不够，只能这样。” 李约瑟沉默了很久。他后来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在昆明，我见到了一位中国科学家，他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设备的情况下，用双手和头脑，正在接近一个西方花费数百万英镑才攻克的技术难题。” 那天晚上，汤飞凡对李约瑟说了那句话：“我有个办法。” 他的办法不是技术，而是求助。他知道光靠自己这点简陋的设备，永远造不出足够救人的青霉素。他请李约瑟帮忙，向国外争取一点支持。 李约瑟回到英国后，四处奔走。他通过英国文化协会和英国红十字会，筹集了约188万元经费，买了整套的青霉素生产设备，包括干燥机、蒸馏器、无菌过滤器，想方设法运到中国。 1944年9月5日，昆明西郊的防疫处小院里，第一批国产青霉素正式出产。那是整整50支淡黄色的粉末，每支只有几千单位，在今天的标准下少得可怜。可当汤飞凡拿起其中一支，对着阳光看的时候，他身后的几个年轻技工，全都哭了。 后来，这批青霉素被送往英国牛津大学检测。检测报告回来那天，防疫处的人围成一圈，谁都不敢先看。汤飞凡拆开信封，扫了一眼，没有说话，只是把那页纸递给了身边的人。 纸上写着一行英文：经过检测，样品符合国际标准。 从此，昆明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被源源不断送往各个战区。那些药品的外包装上，只印着四个字：中央防疫。没有人知道这药是怎么造出来的，更没有人知道，造药的那群人，每天饿着肚子，把省下来的口粮拿去喂那些青霉菌。 这起事件，表面上是中国科学家攻克了一个技术难关，实则是一场在绝境中发起的科学自救。 当一个民族连最基本的消炎药都要靠从皮鞋上刮霉斑来获取时，那不仅仅意味着落后，更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都悬在一条细线上。而汤飞凡做的，就是在那条线断掉之前，用自己的手，把它重新接上。 科学从来不是冷冰冰的。真正冷冰冰的，是那些把科学锁起来不让别人用的手。而汤飞凡用一双长满老茧的手，把那些被锁住的东西，一点一点掰开，递到了自己人的伤口上。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到下方评论区留言共同讨论。 信息来源：人民网——中国第一代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 文|灰度场 编辑|南风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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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