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于敏跟妻子说：“氢弹爆炸成功，我们买一只烤鸭庆祝庆祝吧？”妻子说：“哎呀！氢弹爆炸跟我们有啥关系，哪有钱买烤鸭。”于敏默不作声，从衣服兜里掏出一沓钱来给妻子。 妻子孙玉芹当时愣住了，手里攥着那沓钱，心里头翻来覆去不是滋味。在那个年月，一只烤鸭六七块钱，算得上奢侈了。她看着眼前这个瘦削的男人，结婚十几年，工资月月如数上交，从不过问家里开销，自己省得连件新衣裳都舍不得做。这钱是从哪儿省下来的？她没问，于敏也没解释。 两口子过日子，有些话不用挑明。孙玉芹知道丈夫在单位做“大事情”，至于多大的事情，她从来没概念。只知道他早出晚归，有时候一连几个月见不着人，回来了也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写写算算，稿纸堆得比枕头还高。她问过一回，于敏闷了半天，憋出一句：“国家的事，不能讲。”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问了。 那个年代，像孙玉芹这样的家属不止一个。她们的男人都在做着同样“不能讲”的工作，她们也就学会了不多问、不打听。家里老老小小全扛在肩上，男人回来能吃口热乎的，就是最大的功劳。 氢弹爆炸那天，广播里播了又播，街上的人敲锣打鼓。孙玉芹听着，只觉得是件天大的喜事，跟着高兴，却压根没往自己男人身上想。在她心里，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都是大人物干的，跟自己这个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女人隔着一万八千里。 直到那天晚上，于敏难得早回来，闷声说了那句话，又闷声掏出那沓钱。孙玉芹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男人有点陌生。这么多年，她从没见他对什么事这么上心过，也从没见过他眼睛里那种光，不是高兴，倒像是松了一口气。 后来的事，是她慢慢才串起来的。那些年他突然消失，那些深夜亮着的灯，那些他从来不肯说的“单位的事”，都跟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连在了一起。她这才明白，自己男人这十几年，不是在做什么普普通通的工作。 可她还是没问。 那天他们到底没去买烤鸭。钱收起来了，日子照旧过。于敏照常上班，孙玉芹照常操持家务。只是偶尔，她会在做饭的时候多切两片肉，或者在他晚归的时候，把饭菜多热一遍。 后来有人问她，知道自家男人是干这个的，啥感觉？她想了好半天，说：“啥感觉？就觉得他太累了。” 这话朴实得不像个英雄家属该说的。可仔细想想，在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像于敏这样的人，千千万万个像孙玉芹这样的家属，大概都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想过出名，没想过回报，甚至没觉得自己在做多了不起的事。就是闷着头，干该干的活，过该过的日子。 那只没买成的烤鸭，后来倒成了家里一个说不出口的念想。每年到了那个日子，孙玉芹总会多买点菜，于敏也总比平时多吃一碗饭。谁都不提，但谁都记得。 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段往事，于敏还是那副闷闷的样子，半天憋出一句：“那时候，苦是苦点，但心里踏实。” 这话听着简单，细想却沉得很。那个年代的人，大概就是这样，心里装着天大的事，嘴上却轻得像根羽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