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相反。 如果当时粟裕率领第一兵团十万兵力挺进江南，随后第二兵团跟进会合，组建东南野战军，即便美苏两国亲自下场直接干涉中国内战，也绝无可能形成“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 这正是毛泽东在1947至1948年间，面对美苏对抗不断升级所作出的“底线思维”预判。他敏锐地察觉到，美苏之间的冲突终将激化，而历史的幸运在于，这场对峙最终爆发的地点不在中国，而是在柏林！ 毛泽东一生始终坚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这一点在粟裕于城南庄面陈立下军令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中央决定暂缓渡江，先行在江北组织大规模歼灭战。让粟裕率部南渡长江，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周密的战略准备。而随着豫东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美苏两国恰在此时陷入柏林危机的严重对峙之中，已无力干预中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敏锐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果断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即挥师渡江，直取江南。等到美苏从柏林危机中抽身、重新媾和之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上海、挺进福建沿海，历史大势遂成定局。 怀化粟裕 粟裕墓 淮阴解放战役 怀化市粟裕公园 湖南解放战争 鸭下河战役 淮阴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