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教了十几年书，一直评不上教授，只好辞职，到了厦门大学，到了厦门大学，凭借讲课能力受到重视，很快就被《百家讲坛》邀请。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武汉大学中文系有一套评职称的标准，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核心期刊发了几篇，国家课题拿了几个，学历够不够硬，这把尺子量了很多人，量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副教授、教授，但有一件事，这把尺子天生就量不到——一个老师，凭什么能让学生把窗台都挤满了还不肯走？ 易中天在武大教书那些年，教室永远是个难题，不是课太难，恰恰相反，是来的人太多，美学、《文心雕龙》，这些听起来又干又涩的内容，经他一讲，学生宁可搬着小板凳堵在过道里，也不愿意缺席，但这些，在那张申报表上，一个字都写不进去，表格上只有空白，课堂上全是掌声，而掌声，不折算成任何职称积分。 论文数量，差一点，科研项目，差一点，学历背景，也差一点，每一条单独拿出来，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合在一起，就成了一堵矮墙，不高，但每次都能把人挡回来，更要命的是，这三个差一点，差的恰好都不是易中天不够努力，而是他压根不擅长那种"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的路数，他的本事在嘴上，在脑子里，在把一个枯燥概念掰碎了重新拼给你看的那股劲儿上，偏偏这些，那把卡尺统统度量不出来，但心灰意冷这件事，不是哪一天早上一觉醒来就有的，是被一件件事慢慢磨出来的。 1988年，招他进武大、一力为他争取留校资格的老校长刘道玉退了，靠山一倒，易中天最叫座的几门课随之被削减，上课的机会少了，人就像被按了暂停键，紧接着，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在某些人眼里，课讲得太好、太受学生追捧，本身就是一种"扎眼"，是不合群的信号，一个老师因为太受欢迎而遭人侧目，听起来荒唐，但这事儿真实发生过。 最后一件事，是好友邓晓芒后来说出来的实话：你要走了才给你评，不走就不给，1992年易中天办调动手续，学校这才匆匆把副教授的头衔补上——整整十一年，卡着不动，临了来这么一出，像是打发人走的路费，刘道玉后来提起这段，只说了一句：人挪活。 到了厦门大学，职称的问题确实很快解决了，正教授的头衔没让易中天等太久，但这件事本身并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厦大给了另一样东西——不逼论文，不逼课题，课教好了，剩下的时间自己安排。 这听起来好像只是少了几项硬性要求，但对于一个长期在低氧环境里憋着的人来说，这就是重新能喘气，易中天后来把厦大那段时光叫做"野蛮生长"，这四个字选得很准，野蛮，意味着没有被规整过，没有被修剪成某种标准形状，想往哪长就往哪长，那些年积压的阅读、思考、写作，就这么一股脑地冒出来了。 后来《百家讲坛》找到易中天，节目组当时头疼的问题是：历史题材太硬，普通观众看不进去，需要一个能把这些东西讲得让人上瘾的人。 这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易中天在武大被认定为"短板"的那个特质——不走学术腔，爱用大白话，把历史人物讲得像街坊邻居——到了电视台，变成了节目组最想要的东西，同一种能力，在武大的估价是零分，在央视的估价是核心竞争力，易中天没变，变的只是给他估价的人。 《品三国》播出后，争议跟收视率一起来了，历史学界有人摇头，说易中天不是科班出身，讲的内容有硬伤，是用娱乐化的包装在消费严肃历史，后来易中天宣布要独立写完三十六卷《易中天中华史》，质疑声更大，觉得这是在过度消费名气。 面对这些，易中天的态度很直接：自己是给大众做知识传播的，不是给专家同行写论文看的，这句话说起来轻巧，背后却是他用十一年的憋屈换来的清醒——他早就想明白了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也知道用学术标准来评价他，就像用那把武大的卡尺一样，量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维度的东西。 信息来源：中国国情——武汉大学领导对易中天说：你走了，是武大的损失，要不你再调回来吧！易中天：我才不会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