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关露躺在病床上，组织上派人告诉她，她的问题已经查清，她不是汉奸。闻言，关露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不久，她选择自杀！ 关露原名胡寿楣，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左联活跃的女作家，诗作《春天里》传遍大江南北，文字里满是热血与正义，写底层百姓的苦难，斥侵略者的残暴，与丁玲、茅盾等文人并肩，成为当时上海文坛的一道光。 可这份光芒，在1939年的秋天，被一场秘密任务彻底熄灭，组织找到她，交给她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打入日本在上海主办的《女声》杂志社，以编辑身份为掩护，搜集日伪情报、掩护地下同志。 关露比谁都清楚这份任务的代价，一旦答应，她将从人人敬仰的才女，变成人人唾骂的“文化汉奸”，而且这份骂名，她不能辩解一句，一旦泄密，不仅自己性命难保，还会连累身边的同志。 没有丝毫犹豫，她脱下文人的长衫，换上旗袍，走进了那座被世人唾弃的“日伪阵地”，从此，背负起千古骂名，独自走进了暗无天日的煎熬里。 在杂志社的日子，她如履薄冰，一边要小心翼翼地编辑刊物，应付日本当局的审查，一边要暗中搜集情报，趁着外出、寄信的机会，把机密信息传递给地下交通员。 她不敢和昔日的朋友见面，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立场，哪怕在街上被熟人撞见，看到对方眼里的鄙夷与唾弃，也只能低头走过，把所有的委屈咽进肚子里。 抗战胜利的那天，举国欢庆，关露却躲在出租屋里，无声地痛哭，她以为，任务结束了，真相总会大白，她终于可以卸下伪装，光明正大地站在阳光下。 可她万万没想到，等待她的不是勋章，而是“汉奸”的帽子和国民政府的通缉令。 流言蜚语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昔日的朋友避她如蛇蝎，陌生人指着她的鼻子谩骂，她想解释，却苦于不能透露任务细节，只能默默承受所有的误解。 为了她的安全，组织将她转移到苏北解放区，还告知她，“关露”这个名字已经和“汉奸”绑定，不能再用这个名字发表文章——那个曾让她光芒万丈的笔名，最终成了她的枷锁。 命运的苦难，从未停止对她的摧残，她与王炳南的一段情愫，因她的“汉奸”身份被迫落幕，从此她关闭心扉，发誓终身不嫁。 新中国成立后，她本以为能迎来转机，却因潘汉年案牵连，两次被审查、关押，前后长达十年。 狱中常年的折磨，让她的身体和精神彻底垮掉，出狱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而疯癫，清醒时，唯一的执念就是洗刷自己的冤屈。 终于在1982年3月，她等到了中央的平反文件，当工作人员在病床上为她宣读“关露的历史已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时，这位75岁的老人，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 可平反之后，无尽的空虚却淹没了她，43年，她从意气风发的青年，熬成了病榻上的老人，文坛没了她的位置，爱人早已离世，朋友也所剩无几，支撑她走过苦难的执念消散了，可她的人生，也早已千疮百孔。 1982年12月5日，距离平反整整9个月，关露在病床上离世，她用一生践行了对信仰的忠诚，用隐忍扛起了家国大义，却没能等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温柔。 世人总说，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可对关露来说，这份迟到的正义，太重、太晚，她不是英雄的符号，是一个被误解了一辈子、委屈了一辈子的普通人，一个用生命，诠释了“忍辱负重”四个字的无名英雄。[机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