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人品出生率不断降低 专家建议重建中华生育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王水雄接受大公文汇网记者采访网页链接1，当下可率先推进的务实行动，除限时重奖新生人口的生育之外，是倡导并推动家谱、族谱的重修与电子化建设，推行“族谱电子化工程”。2，传统族谱的编纂存在明显的性别表达短板，家族女性的相关记录往往仅标注婚配、生育信息，后续人生轨迹与相关事项未被持续记载，这一问题亟待在数字化改造中解决。3，新时代族谱家谱的数字化（电子化改为数字化）工程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其核心发展方向应锚定现代文明理念，而非回归农业文明时期的父系家族制与传统宗法体系，尤其需在编纂形式中鲜明彰显男女平等的现代价值。 （大公文汇网 记者刘凝哲 凯雷、实习记者王美晴 北京报道）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人口总量有所减少，老龄化进程加速。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专家认为，除通过政策手段在物质层面上让国人「愿意生、养得起」外，还需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从文化根基上唤醒生育的社会价值和群体意愿。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不包括居住在内地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0489万人（约14.05亿），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 「近年来，党和政府从上到下，已经意识到新生人口骤降可能引发的严峻后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王水雄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多地已密集出台多项举措应对生育水平骤降问题，核心指向是通过降低生育、养育成本实现生育基本零经济负担，甚至带来一定的财富和荣誉收益，进而试图稳定新生人口规模。 王水雄表示，从各地推出空前力度的现金生育补贴，到优化产假制度、扩容托育服务体系，一系列政策均围绕降低生育的直接与间接成本展开布局。但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根源，并非单纯的生育、教育成本攀升带来的「生不起、养不起」 问题，若生育支持政策仅聚焦经济维度的理性考虑与成本核算，难以形成推动生育意愿提升的核心动因。 「即便诸如生育金融、生育保险制度的完善，或是覆盖孩子 1 至 18 岁的贴息生育贷款，乃至引导初婚初育年龄回归生理健康区间等建议，其落地与生效，本质上都绕不开生育文化的深层支撑。而生育文化的断层，实则有着深刻的历史发展脉络。」王水雄说。 谈及中国生育文化的变迁，王水雄指出，计划经济时期内地城乡分别依托单位制与农村人民公社制，承接了传统农村宗法社会中人口生产的核心功能。但这种模式因对社会事务的全面包揽，最终造成人口规模的过度膨胀，也使得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失衡，带来物质生产的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迭加人口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再加之社会个体化发展、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传统生育文化出现了根本性断裂，原有的生育观念与社会支撑体系难以接续，这也成为当下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深层原因。当前生育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遏制新生人口规模的过快萎缩，而生育文化的重塑并非朝夕之功，需要兼顾应急举措与长期的系统性建设。 王水雄分析指出，当下可率先推进的务实行动，除限时重奖新生人口的生育之外，是倡导并推动家谱、族谱的重修与电子化建设，推行「族谱电子化工程」。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传统传宗接代的文化已荡然无存，或面临挑战，国家可统筹专项资金对家谱、族谱的电子化重修予以支持。这一举措的背后，是对社会发展本质的深层认知：一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从来不止于物质生产的发展，更离不开家族纽带、代际传承等文化内核的维系与滋养。 他最后指出，而从长远来看，生育文化的重建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国家亟需从顶层设计层面发力，以类似传统宗祠凝聚家族、维系代际、传递生育与传承观念的内核与功能，承担起生育文化重塑与社会纽带联结的核心作用，从文化根基上唤醒生育的社会价值和群体意愿，实现人口生产（投资于人）与物质生产（投资于物）的良性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