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开国上将洪学智的夫人张文，在山西寻女12年无果。饥肠辘辘时被一村民邀回家吃饭，没想到村民母亲一句话惊住她：“我知道你女儿在哪！” 1951年5月，山西阳曲。东西方山一带风硬路陡，张文挎着旧布包，跟着县里派来的侦察员在山沟里绕圈。她手里的线索很薄：当年在延安窑洞里给女儿缝的绿衣服，一双绣花小鞋，左臂那块胎记。她把自己收拾成防疫医生，进山村小学给孩子“查打针”，一排排小胳膊翻过去，胎记不是形状不对，就是长错地方。 半个多月，草鞋磨破，线索还是一片空。 张文本是四川通江虹口镇的穷姑娘，1919年出生，十岁闹灾，被送进地主家干活，端水、刷锅、挨打，额头上的旧疤就是长烟袋锅砸的。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战川北到了虹口，街上锣鼓一响，她跟着人群去听讲话，进了儿童团。 1933年，部队转移，她拉着二哥张熙汉一起跟红军走，被安排到红军服装厂做针线活。 1935年，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 百丈关一仗损兵近万，队伍三过草地，出发时八万多号人马，会师时只剩三万多。张文背着行囊，踩着泥水，跟着队伍往前挪。就在这条路上，还插进了一桩婚事。 1936年5月，部队搞运动会和晚会，她在台上唱《打骑兵歌》《活捉牛歌》，台下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听得走不了神，托谢政委出面提亲。 张文第一眼只看见对方大自己几岁，一脸麻子，心里有些疙瘩，就说要回去问问二哥。 二哥性子直，当面说找对象不是买花，只图好看没用，人品、觉悟才顶事。 她闷着头又接触了几回，才发现这位主任说话有分寸，对战士一点架子没有。 她问起脸上的麻子，洪学智讲起当年在外做学徒得天花，没钱看病，只能用手去抓，抓破了就成现在这样。张文听着，想起自己在地主家被打出的伤，两个人的苦像是对上了号。 婚事定得干脆，几个战友拼一桌饭，就算结了亲。 甜日子没熬多久，他接令上前线。全面抗战打响，他先到抗大搞军事训练，又去太行军区带兵打仗。前线天天有伤亡消息，有人劝张文趁年轻改嫁，有人说他阵亡，还有人说他变心。 张文只认一条，不见确凿消息，这些话都不算数。 长征那些年把人拖得很狠，张文十七八岁时经血就停了，她一直担心自己留不下孩子。 到延安站稳，她一边干活一边调养身体。 1938年5月，洪学智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不久她怀孕。1939年7月，女儿在延安蟠龙镇出生，取名醒华，寄托着“中华觉醒”的意思。孩子刚满月，外面局势又紧，日军对根据地一轮轮扫荡，部队要转移到太行山，还得闯几道封锁线，带着婴儿行军，随时可能出事。 夫妻俩掂量了几天，最后只能把孩子送出去。 那天，洪学智抱着女儿，从山坡上一路快走，把孩子托给根据地附近老乡。 张文跟在后面，把绿衣服、绣花鞋塞进襁褓，心里反复记住左臂胎记，只听清老乡那边叫“东西方山”。送走孩子，部队连夜转移，母女就此失散，一晃12年。 新中国成立后，局势稳下来，不少干部开始打听战火里失散的亲人。 1951年，张文终于抽出身，到山西阳曲向县长说明情况。 县长一听“东西方山”，愣了一下，那是一大片大山，少说也有几百里，村子七零八落。他嘴上直说难办，转身还是给她派了个侦察员，让小伙子带路。 山里来回折腾，人也有点晕。那天天色已晚，侦察员指着前面说那是自己家，劝她先喝口水再上路。土屋不大，灶台上柴火噼里啪啦响。 侦察员的母亲在厨房忙着，张文跟进去搭把手，一边择菜，一边把这十二年的事讲出来，从四川老家讲到长征，从延安窑洞讲到蟠龙镇，从送子到东西方山讲到这趟寻人。 大娘听到这里，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拍了拍大腿，转身进了里屋。 过一会，她抱着几件旧东西出来，轻轻放在桌上：一件绿衣服，一双绣花小鞋，布料虽然发旧，样式和针脚一眼就认得。张文眼睛刚扫过去，心里就明白了，这是自己当年给女儿做的那身。 大娘叹口气，说孩子当年确实在她家，只是那会儿闹灾，家里没粮没奶，只能让孩子在村里东家一顿、西家一顿。 村里有个媳妇叫白银翠，刚生了孩子，丈夫是八路军交通员。 她听说这是八路军的娃，二话不说就抱回家，当亲闺女养，给改名叫“红红”，当成老红军的根。家里穷，她硬是让十三岁的大儿子出去做工，又在实在撑不住时，把最小的那个儿子送人。她从孩子懂事起就说明白，将来亲妈来找，得跟着亲妈走。 等张文真的找到那户人家，白银翠抱着孩子哭得眼睛通红，舍不得撒手。 张文看着，只能握住她的手，说这个孩子哪边都是女儿，谁都亏不得。醒华后来跟着张文去了北京读书，放假就往方山跑，看望养父母。 再往后，她考进吉林医科大学，当上医生，又做到402医院院长。 她常对自己的孩子讲，姥姥姥爷有两个，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山西，都要记在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