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已不再代表世界”，并且是“无效的”。 作为联合国的“掌舵人”，古特雷斯向来以谨慎克制的措辞应对国际事务，这番直白的批判堪称罕见。这声呐喊不仅是对当下全球治理困境的沉痛发声，更像一把利刃，剖开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与当下世界格局的脱节之处，戳中了无数国家积压已久的不满。 要理解古特雷斯的愤怒，得先回望安理会的诞生初心。1945年，二战硝烟未散，51个国家齐聚旧金山搭建联合国框架，安理会及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设置，本质是战后大国实力的划分，目的是靠核心力量协同遏制侵略、化解冲突。七十多年来，这个架构确实在不少历史节点稳住了局势，成为维护和平的重要支柱。 但时代早就变了。当年全球只有25亿人口、51个主权国家，如今人口增至80亿，主权国家数量翻了三倍多，殖民体系瓦解，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崛起，非洲、拉美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分量越来越重。可安理会的构成和决策机制，却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的设计里，就像用老式算盘应对数字时代的复杂运算，水土不服早已显现。 古特雷斯口中的“无效”，并非空穴来风，近期的红海危机就是最鲜活的例子。当地时间1月14日，安理会以13票赞成、2票弃权的结果，延长了红海商船袭击月度报告机制的有效期。这份由美西方牵头的决议，通篇只指责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却对危机根源——加沙人道主义灾难避而不谈，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中俄投下的弃权票，正是对这种霸权逻辑的抵制。要知道，2024年安理会类似决议通过后，美英次日就对也门发动空袭，把安理会决议当成了军事干预的“通行证”。如今这份新决议依旧回避加沙停火的核心诉求，无视也门局势与巴以冲突的关联，这样的决议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可能加剧地区动荡，这恰恰印证了安理会的“无效”。 更讽刺的是，就在决议表决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直接下令退出联合国妇女署等7个机构，用“退群”这种极端方式逃避国际监督。以色列此举，本质是因为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遭国际社会谴责，甚至被国际法院裁定涉嫌战争罪，索性切断监督渠道，而这背后，离不开美国在安理会的持续庇护。这种“规则只对弱者适用”的双标，让安理会的权威性一次次受损。 安理会的困境，核心是“代表性缺失”和“决策机制僵化”两大难题。从代表性来看，非洲、拉美等地区在安理会的话语权严重不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诉求往往被忽视，很多决议都是少数大国意志的体现，根本无法反映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德国外长近期也直言，安理会由少数大国自行其是的时代该结束了，这番话背后，是众多国家对权力格局重构的迫切需求。 而决策机制上，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更是一把“双刃剑”。原本设计初衷是防止大国滥用权力，如今却常被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导致安理会在诸多重大冲突中束手无策。当中小国家的声音被淹没，当大国博弈让决议沦为“纸面文章”，安理会自然难以承担起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核心职责，古特雷斯的批判，正是对这种僵局的无奈控诉。 其实呼吁安理会改革并非新鲜事，但古特雷斯此时的发声，无疑给这一议题注入了新的紧迫性。改革的核心，就是让安理会重新找回“代表性”和“有效性”，既扩大成员规模，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多话语权，也优化决策机制，遏制否决权的滥用，让决议真正能解决问题。 可改革之路注定布满荆棘。安理会改革本质是权力的重新分配，触及既有利益方的核心关切，各国立场差异巨大。部分大国为维护自身特权，对改革消极阻挠；中小国家虽支持改革，却在具体方案上分歧重重；地区博弈、意识形态差异更让改革难上加难。德国为争取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试图拉拢非洲国家支持改革，俄罗斯则通过务实合作深耕非洲，背后都是权力博弈的暗流。 1月2日，巴林、哥伦比亚等五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正式履职，虽然轮换机制意在保证地区均衡，但这终究只是小修小补，难以撼动核心架构的弊端。古特雷斯的批判，或许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但要把“呼吁”变成“行动”，还需要各国放下私利、凝聚共识。 当下的世界，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高效、公正的全球治理核心。安理会若不能跟上时代步伐，不仅会持续“失效”，更可能被边缘化。古特雷斯的话，既是警告，也是期盼——七十多年前的架构撑不起2026年的世界，唯有主动变革，才能让联合国真正成为守护和平与正义的力量。而这场变革，注定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