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生于云南华宁县农村，父亲早逝，少年时就靠酿酒、捕鱼撑起家里，酿酒时他摸索规律，出酒率比别人高，早早显露出会琢磨、能吃苦的性子。 1949年他投笔从戎，后来转做地方干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农场和糖厂改造。在亏损严重的曼蚌糖厂，他盯紧生产细节逐一改进，一年就实现扭亏为盈，在那里待了16年，慢慢找准了企业经营的路子。 1979年，51岁的褚时健摘掉“右派”帽子，接手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当时厂子破败不堪，产品没人要，他带烟去广州换外汇券，递出去的香烟都被人扔在地上。 憋着一股劲，他先贷款261万引进英国先进卷接机，又盯着原料问题，绕开烟草公司直接对接烟农，建烟草基地，给烟农补化肥、修水利，把烟田变成厂子的“第一车间”。后来他又推动烟草公司、卷烟厂、专卖局“三合一”管理，签下高额利税军令状，硬生生把厂子拉了起来。 1987年起，玉溪卷烟厂跃居行业第一，红塔山品牌火遍全国，连广东人衣兜里的万宝路都换成了红塔山。1991年红塔山单品牌利税25.5亿元，1993年涨到45亿元，还创汇1.5亿美元。到1997年，褚时健执掌烟厂17年，累计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红塔山品牌价值超400亿，他也成了家喻户晓的“烟草大王”。 可功劳背后，是收入分配的落差。90年代国企经营者薪酬制度不完善，哪怕是深圳这样的城市，也才刚试行经营者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全国多数地方还没有明确标准。褚时健带领厂子创造千亿利税，个人合法收入却很低，厂里觉得他功劳大，就逐年多发了些奖金，17年累计下来有400万，这部分没有合规审批流程，属于违规，但绝非主动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 这也是他不认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受贿指控的原因。当时褚时健手握香烟批条权，调拨价和批发价价差大，不少人想走关系拿批条，但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从中牟利。他清楚违规发奖金和受贿的区别，前者是制度漏洞下的不当收益，后者是主动贪腐，所以才会态度坚决地分清界限。 1999年他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70多岁还在哀牢山承包2400亩荒山种橙，靠工业化模式种出“褚橙”，再度逆袭成“橙王”。 他的争议，本质是改革开放初期国企改革的缩影，经营者有多大权力、该拿多少报酬，制度还没理顺。褚时健认下400万的错，是承认程序违规；不认受贿，是守住底线，这份陈述里，藏着他对自己一生功过的清醒认知，也映着那个时代的制度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