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将中国妇女"献给"日军，两年后自杀，我国人民为何还要纪念她？ 魏特琳的中国情缘，始于1912年。26岁的她从美国来到中国，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这一待就是25年。 1937年12月的南京，早已是人间炼狱。日军进城后烧杀抢掠，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城里为数不多的安全区之一。魏特琳守在校门口，把一个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和孩子拉进来，她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两样东西，一本记录难民信息的笔记本，和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她以为这面国旗能挡住日军的刺刀，可现实给了她狠狠一击。日军的装甲车碾过街道，炮弹落在校园附近，震得窗户哗哗作响，那些穿着军装的野兽，根本不把中立国的标识放在眼里。 日军的通牒来得猝不及防。他们把学校围得水泄不通，架起机枪对着校门，限令两小时内交出100名年轻女性，否则就血洗校园。魏特琳站在日军军官面前，用流利的日语据理力争，她被推倒在地，军靴踩在她的手上，钻心的疼。她看着围墙外黑洞洞的枪口，看着校园里上万双恐惧的眼睛，心脏像被一只大手攥住，喘不过气。 就在她绝望之际，人群里响起一个声音：“我去。” 一个穿着粗布棉袄的女人站了出来，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短短十分钟，20多名妇女自发站成一排。她们中有人抹着眼泪，有人紧紧咬着嘴唇，却没有一个人退缩。魏特琳看着她们，眼泪掉了下来，她想拦住她们，却被一个大姐按住肩膀：“魏校长，别为难，保住孩子们比啥都强。” 这些妇女被日军带走后，再也没有回来。魏特琳派人四处打听，只得到一个模糊的消息，她们被押往城外的军营，几天后，有人在河边看到了她们的尸体。这件事成了魏特琳心中的刺，每想一次就疼得钻心。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每天都在祈祷，祈祷她们能魂归故里，可我连她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件事成了魏特琳心中永远的痛，她夜夜被愧疚折磨，觉得自己没能保护好每一个人。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污蔑。不知是谁将“魏特琳向日军献上百名妇女”的谣言散布出去，一夜之间，这位守护难民的“活菩萨”成了人人唾骂的“汉奸”。有人往她的办公室扔石头，有人在学校围墙外贴满辱骂的标语，那些被她庇护过的人里，也有少数人因为恐惧日军，跟着附和这些谣言。 魏特琳百口莫辩。她不是没有机会解释，只是每次话到嘴边，就想起那20多名妇女转身时的背影。她们没留下名字，没说过一句怨言，只是临走前嘱咐她“照顾好我的孩子”。她觉得任何解释都是对这些牺牲者的亵渎，只能把所有委屈咽进肚子里。那段时间，她的头发白了大半，原本挺直的脊背弯了下去，每天巡查校园时，眼神里的光一点点黯淡下去。 谣言和愧疚像两座大山，压垮了这个坚强的女人。1940年，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常常在半夜惊醒，大喊着“别抢她们”。同事们看着心疼，强行把她送上回美国的船。离开南京那天，上千名难民来送她，有人给她塞自家种的红薯，有人抱着孩子给她磕头，人群里的哭声，飘了很远很远。 回到美国的魏特琳，始终走不出南京的阴影。她把自己关在公寓里，一遍遍翻看日记，那些血淋淋的文字，成了她摆脱不了的梦魇。她给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事写信，说自己“罪孽深重”，说自己“对不起那些牺牲的姐妹”。1941年5月14日，她在公寓里打开了煤气阀门，这天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的遗书上只有一句话：“我将我的生命献给中国，献给那些我未能拯救的人。” 魏特琳的死讯传回中国，南京的难民们哭成一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为她举行了追悼会，国民政府追授她采玉勋章，这是当时外侨能获得的最高荣誉。那些曾经污蔑她的人，在真相大白后，羞愧地低下了头。 历史不会忘记英雄。如今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魏特琳的塑像静静伫立，每年12月13日，都会有市民和学生前来献花。她的日记被整理出版，成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料，字里行间的悲悯和痛苦，让后人读懂了战争的残酷，也读懂了人性的光辉。 中国人民从未忘记她。国民政府为她颁发采玉勋章，这是外侨能获得的最高荣誉；金陵女大的师生在成都为她举行追悼会，无数受过她庇护的妇女自发悼念。如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里，她的塑像静静伫立，底座刻着“金陵永生”四个隶书大字，每年12月13日前后，总有师生和市民冒雨前来敬献菊花。她的墓碑上，没有华丽的辞藻，只刻着金女大校舍的剖面图和这四个汉字，见证着跨越国界的感恩。 纪念魏特琳，不是因为她完美无缺，而是因为她在最黑暗的时刻，选择了站在正义的一边。她不是神，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上万人生的希望。那些污蔑她的谣言，终究抵不过历史的真相，抵不过中国人民心中的感恩。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