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知青王鲁明被安排到云南一所中学当老师，在批改作业时，突然看到作业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王老师，我爱你，长大了嫁给你。看到纸条上的内容，他脸红心跳的把纸条撕了。谁料，没过几天，该生又写了一份…… 捏着第二张纸条，王鲁明的手指在油灯下有些僵。这次的字迹更工整了，甚至透着一股执拗劲儿。他没再撕，把纸条对折又对折，塞进了搪瓷缸子后面。夜里躺在大通铺上，耳边是其他知青的鼾声，他盯着黑黢黢的房梁，心里翻腾得厉害。 这学生他记得，叫林秀，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眼睛很大，看人的时候直愣愣的，作业本总是最旧的那个，边角磨得起毛。她父亲是林场的工人，母亲据说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个弟弟。 王鲁明刚来的时候，她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现在已经是班里语文成绩拔尖的几个学生之一。他给她额外补过几次课，用的是自己从省城带来的复习资料。是因为这个吗？ 那个年代，老师这两个字有多重，王鲁明太清楚了。他是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同伴们变着法儿找关系回城，他却主动要求留下来教书。原因说穿了也简单，他见过这片土地上的孩子，眼神里的渴望像干涸的河床等着雨水。 父母是中学教师，家里书架上最多的就是教育类的书，他总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才对得起“知识青年”这个名头。可眼下这情形，像一脚踩进了深泥潭，进退都不是。 他不敢声张。那时候，男女关系是高压线，师生之间更是沾都不能沾。一句风言风语，足以毁掉一个女学生的名声，也足以让他卷铺盖离开讲台。他开始刻意避开林秀。课堂提问不点她，作业批改只写“阅”字，路上遇见，远远就低下头加快脚步。可女孩的眼神，像背后安静的影子，他感觉得到。 转折在一个周末的下午。王鲁明去县里新华书店买粉笔，回来时下了雨，山路泥泞。快到学校时，看见林秀蹲在路边的坡坎上，怀里紧紧抱着书包，全身湿透，冷得发抖。坡上散落着几根柴火。他这才知道，她每个周末都要走十几里山路，去林场帮母亲捡柴火。那天雨太大，柴没捡够，她不敢回家。 王鲁明沉默了一会儿，把雨衣脱下来递过去。“穿上，我先送你回去。” 路上，女孩小声说：“王老师，那些话……我给你添麻烦了。” 雨声哗哗，她的声音几乎听不见，“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你是第一个不说我们‘土’，真心盼着我们好的人。我娘说，念好书才能有出息，可我有时候怕，怕自己再怎么念，也走不出这大山。那天写那些话，是昏了头了，就想抓住点什么……” 那一刻，王鲁明心里那堵绷着的墙，忽然松动了。他明白了，那或许不是一个少女莽撞的情爱，而是一个孩子在迷茫和匮乏中，对“光”和“未来”形状的一种错误想象与寄托。她想要的，或许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更广阔、更有希望的世界。 后来，王鲁明没再刻意冷落林秀，只是在她又一次交上来的作业本里，用工整的楷书写了一段批语，比批改作文还认真：“眼光要看得比山更远。你的路不在嫁人，在你自己脚下。考上县高中，再去省城读大学，你会看到真正值得你爱的，是更大的天地和更丰盈的自己。” 很多年后，王鲁明收到了从北京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林秀穿着学士服，站在大学的校门口，笑容明亮。背后写着一行小字：“王老师，谢谢您当年指给我看的那条路。它真的通向更广阔的天地。”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有时候，一句清醒而负责任的话，或许能帮人移开那块石头，至少，指明翻越的方向。师德之重，重在不欺暗室，更重在能于混沌中，为年轻的生命点亮一盏不偏不倚的灯。那不是冷漠的划清界限，而是用一种更深远、更诚恳的关怀，去修正一个可能跑偏的人生航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