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沈从文婚内出轨，妻子气得回了娘家。此后半生，两人形同陌路。1966年，因为是郭沫若的眼中钉，沈从文遭受到巨大磨难。他被学生辱骂，被人肆意殴打。 沈从文这人，骨子里有种文人的“痴”和“贪”。他爱张兆和的圣洁，那是他的“白月光”；但他又在高韵秀身上找到了那种“红袖添香”的知己感。高韵秀懂他的小说，甚至为了迎合他小说里的描写，特意穿绿地小黄花的绸子夹衫。这种细腻的心思，是正忙着操持柴米油盐、性格务实的张兆和给不了的。 沈从文居然还老实巴交地向妻子坦白了。 他以为张兆和能理解这种“灵魂的共鸣”，结果呢？张兆和气得直接回了苏州娘家。这事儿搁谁身上能忍？你是大才子不错，可我是给你生儿育女的发妻啊！ 这一走，两人心里的梁子算是结下了。虽然后来张兆和回来了，但这道裂痕，哪怕到了晚年，也没能真正抹平。张兆和后来总说“当时我不理解他”，其实哪是不理解，是太伤心了。一个女人把终身托付给你，你却在精神上开了小差，这比肉体出轨更让人绝望。 但这仅仅是沈从文人生磨难的开胃菜。真正让他从“云端”跌入“泥潭”的，是后来那场席卷文坛的风暴，而风暴的中心，站着郭沫若。 咱们得把时间轴拨到1948年。那时候局势大变，文坛也是风声鹤唳。郭沫若写了一篇著名的檄文《斥反动文艺》，这文章厉害了，直接点名道姓，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说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这顶帽子扣下来，在当年那个环境下，基本上就是判了“政治死刑”。 郭沫若为啥盯着沈从文不放？其实两人积怨已久。早年间沈从文心直口快，批评过郭沫若的“创造社”，又在文章里讽刺过当时的左翼作家“想当官”。沈从文是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他看不惯文学被政治绑架，觉得作家就该好好写人性。可郭沫若那是带着任务来的，是要搞“里应外合”的政治斗争。 沈从文的“不识时务”，让他成了杀鸡儆猴的那只“鸡”。 这篇文章一出，沈从文的世界彻底塌了。北大的学生贴大字报，甚至有人把他的书标语改成“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昔日受人尊敬的教授，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 沈从文哪见过这阵仗？他那颗敏感脆弱的文人心，瞬间崩盘。他开始变得神经质，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他，有人要害他。他甚至不敢听收音机，不敢看报纸。 1949年，他终于撑不住了，选择了自杀。 这事儿惨烈到什么程度？他先是去摸电门，手刚伸向插头，被儿子沈龙朱一脚踹开，救了一命。可他死志已决，没过多久，他在家里喝了煤油，又用剃刀割破了自己的脖子和手腕。 家里人破窗而入的时候，血流了一地。虽然抢救回来了，但这人算是“死”过一回了。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那个写《边城》的沈从文不见了。他不再写小说，因为“笔冻住了”。他去了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讲解员，甚至还要去打扫女厕所。 一个差点拿诺贝尔奖的大文豪，天天蹲在博物馆里给坛坛罐罐贴标签，给绸缎布匹做分类，还得忍受着别人的白眼。这心里得有多苦？ 可沈从文骨子里有股子湘西人的“倔”。他不跟人争辩，就一头扎进文物堆里。他说：“我这人，虽然不会搞政治，但我会搞文物。”他把那份对文学的爱，转移到了古人的服饰、器物上。 时间来到1966年，那场浩劫开始了。 因为之前郭沫若的那篇定性文章，沈从文顺理成章地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是重点批斗对象。 那时候他都六十多岁了，身体本来就不好。红卫兵冲进他家，把他的藏书、手稿抄了个底朝天。他珍藏多年的图书资料被封存，甚至被销毁。 更让他难受的是，他不仅要挨批斗，还要干最脏最累的活。据说有一次，他在街上被人勒令站住，几个小年轻指着他的鼻子辱骂，甚至动手推搡殴打。他一声不吭，默默忍受。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尊严是不值钱的，命如草芥。 后来张兆和也被下放了，夫妻俩分隔两地。沈从文一个人在北京，守着一屋子的冷清和满大街的大字报。他给张兆和写信，也不敢抱怨苦，只说身体还好，工作还能坚持。 直到1985年，那时候风波早过去了。有个女记者去采访他，提到他在文革中打扫女厕所的经历，动情地拥抱了他一下，说：“沈老，您受苦了。” 这一抱，把83岁的沈从文给抱崩了。 他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抱着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鼻涕眼泪流了一脸。那哭声里，有几十年的压抑，有无处诉说的冤屈，也有对这个世界的无奈。 这眼泪，流得太晚，也流得太沉重。 沈从文的后半生，其实一直是在“赎罪”和“逃避”中度过的。他觉得对不起张兆和，所以在生活上极尽忍让；他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所以躲进故纸堆里不出来。 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写出了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是他用血泪熬出来的。书出版的时候，他已经老得拿不动笔了。 1988年，沈从文去世。就在他去世后几天，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联系到了中国，说如果沈从文还活着，当年的奖很可能就是他的。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