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阶层的崛起当时代走到春秋晚期，宗法制开始崩溃，宗族社会走向解体。为什么会产

“士”阶层的崛起当时代走到春秋晚期，宗法制开始崩溃，宗族社会走向解体。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变化？这是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数十年来争论不休。无论认为这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抑或宗法社会向编户齐民社会的过渡，毫无疑问的是，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时代之一。在历史变革期，固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变动重组，最先受到冲击的往往是既得利益群体中的底层。他们既有的利益被剥夺，原本的生活方式无以为继，却无力自保。当宗族开始瓦解，贵族社会的色彩逐渐淡去，以往维系士人生存与尊严的两大体系都不复存在。至春秋晚期，社会上已经出现大量困顿的士人。他们空有贵族的名头，生活水平甚至不如庶民。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就以贫穷著称，甚至到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程度。但颜回是小邾国君主的后代，世代在鲁国为卿大夫。可到了颜路、颜回父子时，二人虽然都有贤德，却已无法在当时社会体系中谋得体面的生计。这些士人中很多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六艺”。一旦不能在既有体系内获得出路，又不能获得宗族的庇护，他们就会摆脱宗族、离开故土，在天下范围内寻找自己的机会。此时士人就像是自由市场上流动的商品，“待价而沽”。这并不是贬低士人，孔子就是这么形容自己的。《论语·子罕》记载，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孔子回答道：“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以美玉比拟有才华的士人，而孔子自动代入这一角色，认为自己正是在待价而沽。我们今天认为孔子是传统价值观的代表，而在春秋晚期，孔子是高举复古大旗的真正革新者。在西周春秋时期，虽然不乏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前往其他邦国为官，但像孔子这样周游列国、待价而沽的士人，是极为罕见的。而在孔子引领风潮之后，这就成了天下士人的普遍选择。在大争之世，稍有志向的掌权者自然也愿意笼络天下英才，因此出现了许多“千金求士”的故事。甚至有燕太子丹斩下美人的双手赠予荆轲之事，这种今天看来极度冷血且毫无实际意义的残酷行为艺术，在当时之所以发生，因为象征着养士者愿意为士人出多高的价，而出多少价，就能获得士人多少相应的回报，即所谓“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如果价足够高，甚至可以获得士人的生命，也就是“死士”。但到了春秋晚期，观念就完全不同了。在白公之乱中，白公胜最重要的一位谋士和死士石乞就说过这样的话：“此事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何害？”（《左传·哀公十六年》）虽然石乞的出身已不可考，但肯定不会很高。在他看来，成事之后他担任楚国的卿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他运气不佳，最终走到了被烹杀的结局。但同时期的卫国，确实有一位出身奴仆之人实现了阶级跃升，这就是浑良夫。他本是卫国孔氏家族内地位低贱的奴仆，因帮助卫后庄公有功，被直接拔擢到卿的地位上，享受了“紫衣狐裘”的待遇。（《左传·哀公十七年》）西周和春秋前中期，知识文化被贵族垄断，典章文献藏于王室官府，即所谓“学在官府”，受教育是贵族的特权。至春秋晚期，贵族社会崩塌，王室衰微，公族零落，官学失序，“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王官文化星散四方，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不复存在。孔子首开私学之风，主张“有教无类”，将原本属于贵族的教育权利向平民开放。在他的弟子中，不仅有身份高贵的公卿之子，也有落魄士人，更有商人、刑徒、贱民。而后，诸子百家兴起，民间授学之风大兴。“士”演变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核心资本是头脑中的学识与智慧。这个阶层不再依附于固定的血缘或土地，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独立性，成为战国时期最活跃的社会力量。战国：策士的黄金时代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持续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争之世并不罕见。在战国之前，有三百年的春秋时代；在战国之后，有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虽然“良禽择木而栖”是多数分裂时代文武之士的普遍选择，但只有在战国，这些士人能够做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策士在战国时期的高度活跃，是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策士的活跃，离不开统治阶层“尚贤”观念的兴起。在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社会，固然也有“尚贤”的理念，但那只是在贵族阶层内部甚至家族内部遴选人才的手段，一个人的地位主要还是靠其家族地位和血缘亲疏决定的。而到春秋战国之际，旧秩序彻底崩塌，宗法制度权威不在，那套靠血缘亲疏在小范围内选取人才的做法自然也难以施行了。而在此时，列国之间的竞争从争霸转变为灭国并土，战争的残酷性也骤然提升。春秋时期列国贵族之间的那一丝温情脉脉荡然无存，一旦在竞争中失败，就是灭国绝祀。诸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将那些已无法适应残酷生存竞争的旧贵族放在一边，把目光看向天下英才。散布天下的英才，多半早年困顿。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变革中的失意者，都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决定的。那些出身贵族的“士”，失去了宗族和宗法铸就的上升通道，被行将解体的贵族社会抛弃，只能离开原本的生态位，走向天下，以自身的知识和能力谋求生存。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失意的底层贵族，也让原本隔绝于政治舞台之外的庶民得以一窥天下风云变幻。当私学兴起，诸多平民子弟也能接受教育，也具备了走上舞台的机会。无论之前是否在“公卿大夫士”的行列，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被统称为“士”。这一时期，士与庶民的界限已经消失，士人从贵族之基变成了庶民之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榖梁传》已将士、商、农、工并称为“四民”。贫寒而有才能的人往往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战国时期叱咤风云的策士多半如此。苏秦早年是“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入秦游说失败，归家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战国策·秦策一》），已然困顿至极。张仪更是因为贫困，被楚相怀疑偷盗玉璧，“掠笞数百”。（《史记·张仪列传》）冯谖因“贫乏不能自存”而投身孟尝君门下为客，仅能“食以草具”（《战国策·齐策四》）。而苏秦、张仪奠定了战国中期以后列国相争的基本格局，冯谖则通过“烧券市义”“营造三窟”的智慧与远见为旧贵族孟尝君在新时代守住了一方天地。无论是列国君王还是公卿封君，在战国时代，“得士者昌”是最基本的原则。“士”这个群体觉醒了自我意识，这不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自我意识，也不是“君王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自我意识，甚至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种完全独立、不依附于朝堂、不臣服于君权的自我意识。当齐宣王见颜斶时，他呼喊：“斶前！”颜斶也对等地呼喊：“王前！”齐宣王斥问：“王者贵乎？士贵乎？”颜斶傲然回答：“士贵耳，王者不贵。”齐宣王被颜斶折服，“愿请受为弟子”，许以高官厚禄，而颜斶却断然拒绝：“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战国策·齐策四》）在热心于求取利禄的策士群体中，颜斶是个异类。他是一位杰出的策士，同时也有坚定的隐士心性。但这种不受君臣关系束缚的鲜明自我意识，仍代表了战国士人的精神面貌。这正是战国策士与秦汉以后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战国时期的策士虽然深刻地影响了政治军事格局，但并不是统治机器稳固的组成部分。策士与君主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交换关系。君主“厚待策士”，提供“卿相之位”与“荣华富贵”；策士则贡献其智谋与口舌，为君主“排患、释难、解纷乱”。一旦交易不成，或主君不能采纳其计，策士便转身离去，另寻买主。许多顶级策士早已超越邦国界限，成为纵横天下之士。这种高度流动的职业特性，使得智力资源能够在列国间快速流通，也使得策士必须时刻保持思维的敏锐与开放性，以应对不同的君主与局势。战国二百余年，策士们往来列国之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以纵横捭阖之术，深刻影响着历史的走向。策士，这一在春秋时期尚不显著的特殊群体，在战国时代异军突起，成为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其背后是春秋战国之际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宗法制度的瓦解、贵族政治的崩塌、军事竞争的激化与文化权力的下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底层贵族“士”脱离贵族阶层、失去宗族庇护，以智谋和能力在整个天下“待价而沽”。王官之学星散民间，诸子百家兴起，庶民也能够接受教育，形成了一个空前壮大的知识阶层。他们既无法被旧的贵族体制吸纳，新兴的专制制度还未能束缚他们。这些布衣之士敏锐地感知到旧秩序的朽坏与新机遇的萌发，在一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变时代，抓住了现实需求，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历史舞台，以小博大，影响列国兴衰，撬动天下格局，创造了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策士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