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公费留学的黄大年加入英国籍，父母强烈反对，他说：就算骂我，我也要加入英国国籍！12年后，他突然卖掉英国别墅，决定回国，妻子犹豫，他直接撂下一句狠话，要么随我回国，要么离婚！ 1996年，英国利兹大学的毕业礼堂外，黄大年拎着行李箱，脸上没有一点笑，反倒像刚打完一场仗。 其实那年他刚博士毕业，英国身份的申请表还放在口袋里，回想起来，没人想到他会做出那样的决定——“我就是要入英国籍，哪怕你们骂我，我也要办！” 父母接到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母亲的叹气声，父亲本来身体不太好，听完消息，过了半晌才问：“你是不是要在英国安家了？”黄大年没有立刻回话，只是把窗外的天看了很久。 那天伦敦的天灰蒙蒙的，他的心思也乱成一团，他明白，父母并不是怕他留在海外，而是觉得那句“公费留学”四个字，背后是国家的培养和信任，是责任。 可现实是，留在英国做科研，身份就是一道坎，没有英国国籍，很多高精尖项目根本进不去，黄大年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他不是没挣扎过，但最后还是咬牙递交了材料。 他和父母说：“你们不理解我也没办法，我就是要留下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挺难受的，但他没别的选择。 那几年，他在剑桥的实验室里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深夜回到家里，厨房的灯永远亮着，他的妻子在英国开了家诊所，生意不错，有人劝他：“你就安稳过日子吧，这么多中国留学生都希望留下，你还犹豫啥？”黄大年表面上点头，其实心里总有股东西压着，怎么也放不下。 有一年春节，他偷偷给母亲打电话，母亲问他：“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说的，要把国外的本事带回来？”黄大年嗯了一声，没敢多说，他怕自己一开口，心里的那点软劲全泄了。 就在别人觉得他要一直待下去时，2009年，黄大年突然开始变了，他整个人都像着了火，和人说话语气也急了不少，他跟妻子说：“我要把英国的房子和诊所都卖了，我们回中国。” 妻子一时没反应过来，问：“你是不是疯了？咱们在英国好好的，孩子也马上要考大学了，你就这么一拍脑袋就走？” 黄大年坐在厨房的小圆桌前，手里捏着一把钥匙，他没多解释，只说了一句话：“你要是跟我走，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要是不走，那我只能自己先回去了。” 气氛一下子僵住了，妻子沉默了很久，那天晚上，黄大年一个人在院子里站到凌晨，英国的夜风很冷，他却觉得自己脑子里格外清楚。 第二天，他把卖房的信息挂到网上，诊所也找了中介，有人来问价，他直接说：“只要能尽快成交，价格好谈。”一切都利落得让人意外。 有人私下问他：“你疯了吗？在英国混成这样，国内能有你的位置吗？”黄大年没搭理，转头就继续收拾东西。 其实他心里清楚，回国意味着什么，那年正赶上国家“千人计划”启动，他接到邀请信的时候，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他明白，自己等了太久，这一刻必须抓住，他跟朋友说：“有些事如果这次不做，以后可能永远没机会了。” 2009年12月，黄大年带着一家人回到长春，刚下飞机，东北的冷风扑面而来，他搓搓手，心里却是一阵踏实。 回到母校吉林大学，他的工位被安排在地质宫507室，那间屋子不大，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和笔记本，还有一排排没喝完的咖啡罐。 有人说：“黄老师，你可真拼。”黄大年笑着摆摆手：“闲不住啊，这点东西还不够我忙的。” 他回国后带着团队钻进实验室，一干就是七年，他常常凌晨两点才下班，507的灯成了地质宫里最后一盏熄的，学生们偶尔路过，都说：“黄老师又在那熬夜呢。” 他也不解释，有时候干脆就把外卖拉到办公室，边吃边看数据，有人问他：“你图个啥？”黄大年只是笑：“中国要想有自己的东西，就得有一批拼命的人。” 有一年冬天，学校要拆除实验用的临时机库，手续没批下来。黄大年拎着一摞资料，站在工地边上跟人理论，有人劝他别较真，他却说：“你们不懂，这点地方没了，我们的项目就得停了。”后来机库保下来了，团队也没耽误进度。 他最看重的不是“教授”头衔，而是“老师”这两个字，他给学生买电脑，垫付期刊费，论文一字一句改，有个学生家里出事，黄大年悄悄塞了钱过去，啥都没说。 有人问他：“你这样累不累？”黄大年笑笑：“我就是个普通人，能帮多少算多少。” 2016年底，他突然病倒了，查出来是癌症，他还是一边打点滴一边改论文，住院那天，他揣着电脑，家属怎么劝都不肯放下。 他只说：“资料在这上面，万一我不行了，把电脑交给学校。”护士听了都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安慰。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离开了，那天长春下着雪，地质宫门口聚了很多人，他的团队谁也没说话，都低着头，有人感叹：“黄老师走得早，可他留下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他的决定一直都很“倔”，从英国国籍到回国扎根，从放弃优渥到拼命带团队，黄大年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总是和命运较劲，可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都能咬牙撑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