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预言成真了？ 拜登在卸任前的告别演讲中并未预言“如果特朗普再干四年，美国可能会变成‘世界老二’”，但明确警告美国正面临“寡头政治”风险，称权力集中在极少数超级富豪手中会威胁民主与公平机会。 何谓“寡头政治”？简单说，就是钱和权都越来越往金字塔尖的那几个人手里跑。 要理解美国的寡头政治风险，最直观的就是看权钱之间那扇畅通无阻的“旋转门”。在美国权力圈，直接受贿的政客早已是少数“愚蠢的例外”，绝大多数权钱交易都披着合法的外衣悄悄进行。 前副总统切尼在任期间，曾助力自己曾担任总裁的哈里伯顿公司拿下伊拉克的巨额石油服务订单，把公权力直接变成了昔日雇主的牟利工具。 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美国国务院多次为给克林顿基金会捐款的企业提供政策便利，捐款金额与政策优待之间的关联性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 更普遍的是“延期兑付”式的利益输送，官员在任时为利益集团站台，卸任后就能顺利“下海”捞金。 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部长科恩离职两天就创办了咨询公司，靠着在政府任职期间积累的人脉，专门为企业打通与华盛顿的关系，这种“出售门路”的生意在美国政商圈早已见怪不怪。 如果说“旋转门”是权钱交易的隐形通道，那么政治献金就是寡头影响选举的公开武器。美国的大选早已不是拼理念、拼民生承诺的赛场，而是变成了有钱人的“烧钱游戏”。 2024年美国大选期间，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单季度筹款就超过10亿美元，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背后则站着马斯克、阿德尔森等超级富豪，其中马斯克一人就捐款7500万美元，还亲自陪同特朗普出席竞选集会。 况且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的裁定彻底打开了政治献金的闸门，允许企业和工会无限制地向独立于候选人的组织捐款，后续更是取消了竞选捐款总额的上限，让“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成为富豪影响选举的核心平台。 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5年间，美国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近六成开支，都来自不足200人的超级富人阶层，少数人的财富就这样直接转化成了政治影响力。 可“匿名献金”的漏洞让这种影响变得更加隐蔽，不少富豪通过成立空壳公司或利用非营利组织捐款，既能左右政策走向，又不用暴露自己的身份。 寡头政治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社会财富的极度分化和普通民众机会的丧失，这一点在当下的美国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今的美国正陷入典型的“K型经济”：一边是超级富豪在金融市场狂欢，过去五年标普500指数飙升近86%，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了美国近50%的股票财富，最富有的10%人群更是占据了87.2%的股票财富。 另一边是普通民众在高通胀和失业压力中挣扎，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增长缓慢，失业率一度升至四年新高，不少人连节日采购都要依赖信用卡分期。 2025年圣诞季的景象更是极具讽刺意味：纽约曼哈顿的高端商场里，1450美元的皮靴被视作“投资”，600美元的皮毛外套被当成“小开销”；而几步之外的教堂门口，数百人排着长队等待免费的食物和生活用品。 这种反差背后，是政策对富豪的倾斜和对普通人的忽视——特朗普政府曾推动关税政策，导致每个美国家庭年均支出增加约1700美元，却同时削减了食品券和住房援助等扶贫项目，直接推高了贫困率，纽约市的贫困率甚至达到了全美平均水平的两倍。 拜登担心的“威胁民主与公平机会”，其实已经在这些现实中不断兑现。当议员的竞选资金主要来自少数富豪，他们制定政策时自然会优先考虑金主的利益，而不是普通民众的诉求。 华尔街的对冲基金大佬们能推动特朗普开除“华尔街警长”巴拉拉，只因为巴拉拉起诉了太多金融高管；能源行业的富豪能影响政府的环保政策，哪怕这会损害公众的健康利益。 前总统卡特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正沦为一个“寡头统治国家”，而拜登的警告不过是对这一现实的再次确认。 普通民众的投票权在巨额财富面前变得越来越无力，所谓的“一人一票”，最终变成了“一元一票”的游戏，民主制度的根基正在被财富的力量不断侵蚀。 说到底，拜登的警告不是预言，而是对美国现有制度缺陷的总结。权钱交易的“旋转门”、不受限制的政治献金、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些问题相互交织，让寡头政治从风险变成了现实。 当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超级富豪手中，公平机会就成了奢侈品，民主也只能沦为表面的装饰。美国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某个政客带来的威胁，而是这种让财富凌驾于权力之上的制度性漏洞，而这恰恰是最难以改变的症结所在。 参考信息来源： 光明网：《拜登告别演说，发出警告》，2025年1月16日 新华网——拜登：美国正在形成寡头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