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与拜登最大的不同在于，拜登是一个坚定的反华政客，而且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而特朗普虽然也反华，但毕竟是个商人，注重利益，贸易战和科技战能打赢就打，打不过就妥协，特朗普还喜欢别人夸他。 只不过，两个人对中国都没有放松过，真正的差别在于，一个把目的摆在明面上，另一个把动作拆成很多步慢慢推进，一边是你能看清对方要什么，另一边是你知道对方在动手，但很难抓到一个明确的谈判点。 先说特朗普。他2017年上台就掀翻桌子，直接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理由简单粗暴：“你们赚了我们太多钱”。 这种打法带着明显的商人烙印：2018年贸易战开打前，他团队算了笔账——中国对美出口4780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1200亿美元，逆差3580亿。特朗普觉得这买卖亏了，于是上来就砍价。 他的逻辑很直白：关税是谈判筹码，能谈拢就收钱，谈不拢就加钱，实在不行就退群。 2020年签第一阶段协议时，他要求中国两年内多买2000亿美元美国货，甚至具体到农产品、能源的采购数字，活脱脱一份商业订单。 这种打法虽然粗糙，却让中方明确知道他要什么——2019年华为被列入实体清单，美方官员私下交底：“只要你们在5G设备上让步，制裁可以松”。 商人的好处是底线清晰，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农产品滞销，特朗普立刻主动给中国进口关税开绿灯，因为他算得清：农民选票比意识形态重要。 拜登不一样。2021年刚上台，他就说“不搞新冷战”，要给中美关系装“护栏”，结果上任第一年就干了三件事：联合七国集团搞“重建更美好世界”基建计划对抗“一带一路”，升级对华为的芯片禁令，推动国会通过涉疆法案。 这些动作像拼积木，每一块都不大，但拼起来就是堵墙。 最典型的是2022年的“小院高墙”战略：表面说只限制AI、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实际把半导体产业链从设计软件到生产设备全管住，连英伟达专为中国设计的A800芯片都要管。 这种策略的高明在于，每个动作都披着“国家安全”的合法外衣，让中方很难抓到整体谈判的把柄。 比如2023年美国联合日本、荷兰签芯片协议，三方都不说针对中国，但所有限制措施都精准指向中国半导体产业。 拜登团队里多是建制派官僚，他们深谙“温水煮青蛙”——2024年把31家中国实体列入清单，理由从“涉军”到“人权”五花八门，让中方疲于应付单个事件，难以找到反击的主线。 两人的差异在科技战中最明显。特朗普时期的科技打压像推土机，2019年一次性把2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连大疆无人机这种民用公司都不放过。 他的团队相信“极限施压”能奏效，就像他当年搞房地产时逼承包商降价。但结果是，华为海思在制裁中搞出了麒麟芯片，中芯国际加速14纳米量产。 拜登团队吸取教训，改用“精准滴灌”——2023年出台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表面给台积电、三星补贴，实则要求受补贴企业，十年内不得在华扩建28纳米以下产能。 这种打法更阴：既拉拢了盟友，又把限制措施藏在商业规则里。 2024年英伟达推出专供中国的A800芯片，拜登政府一开始反对，后来默许，因为他们算过账：完全禁售会让英伟达损失40亿美元收入，不如留个口子赚小钱，同时卡住高端芯片。 在战略节奏上，特朗普是短跑选手，拜登是马拉松教练。 特朗普四年任期内，5次升级关税，3次扩大科技制裁，每次动作都伴随着推特放炮，生怕对手不知道他的目标。 拜登则把遏制拆解成年度立法——2021年涉疆法案，2022年《芯片法案》，2023年《台湾政策法》，每年推出一个重点，让中方难以集中反击。 更关键的是，拜登擅长打“价值观牌”，2022年在东京搞“民主科技联盟”，拉着32个国家搞所谓“技术标准共享”，表面不谈中国，实则建立排华技术圈。 这种做法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更难对付，因为欧盟、日韩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但在安全上依赖美国，拜登利用这种矛盾，让盟友在科技领域逐步脱钩，却不用承担“破坏贸易”的罪名。 两人的本质区别，还在于对中美关系的认知。特朗普眼里，中美是“生意伙伴+竞争对手”，2024年竞选时他多次说“中国是朋友也是敌人”，只要利益谈拢，关税可以降，科技合作可以恢复。 拜登则把中美关系定义为“制度竞争”，2023年国安战略报告三次提到，“中国意图重塑国际秩序”，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定性，让他的政策缺乏弹性。 说到底，两人对中国的压制从未放松，但方式截然不同。中方面对前者，可以摆开架势谈条件；面对后者，却需要在每个领域拆招——这或许就是用户说的“一个能看清目标，另一个难找抓手”的本质区别。 未来十年，这种差异可能持续：只要美国朝野“中国威胁论”的共识在，无论谁上台，压制都会继续，只是特朗普的“明枪”易躲，拜登的“暗箭”更难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