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胡适致信蒋介石，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他的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 当时的中国，刚刚熬过“九一八”，东北丢了三省，日本节节推进，国内军阀林立，内战不断，胡适看得明白，中国的力量根本撑不起一场全面抗日战争。 他怕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国被两头绞杀，先被日本拖垮，再被内战拖死，所以他想，既然现在打不过，就先忍一忍，跟日本做个“交换”，把局势稳住，等国家元气恢复，再图后计。 在这封信里，胡适没有说要彻底投降，而是提出可以和日本谈条件，比如让日本让出一部分地盘，废掉一些不平等条约，换来和平。 但代价是，要承认日本在东北设立的“伪满洲国”，这个想法，在当时无疑是火上浇油，对很多人来说，东北不是谈判的筹码，而是不能碰的底线，哪怕一寸山河，也不能随意拿去换。 胡适的想法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说白了就是读书人，他看问题的方法，讲的是理性和现实，而不是情绪和民族情感。 他觉得，与其满腔热血地去打没把握的仗，不如换个角度谋一条活路，在他看来，时间比面子更重要，先保住国家的根本，再谋后路，这样才有希望。 可问题在于，国家不是课堂，战争不是论文，当时的民众，尤其是学生、青年群体，对日本的侵略恨得咬牙切齿，谁要是敢说“放弃东北”，那就是“卖国贼”的代名词。 胡适的提议，立刻被贴上“软弱”、“投降派”的标签，在那个人人都喊“抗日”的年代，他的声音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传言说，当时一些高层官员想把他抓起来，以儆效尤。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胡适不是一根筋的人，他也不是一直坚持这个想法，实际上，他的态度后来发生了明显变化，早在1935年下半年，他就开始意识到，日本的野心不止于东北，和平根本换不来安全，他逐渐接受了一个事实：这场仗，迟早要打，逃不掉。 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全面爆发，胡适的立场彻底转向，他不再谈什么承认伪满，而是开始积极投入抗战外交，尤其是在美国。 他用自己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力，到处演讲、写文章，替中国说话，他告诉美国人，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出手，迟早也会被拖进来，他不是军人，也不拿枪，但在外交战线上，他尽了力。 胡适在美国的这些年，干了不少事，包括阻止一些可能牺牲中国利益的调停方案，也推动了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这些操作，虽然不像战场上的胜利那样轰动，但却极大地影响了国际格局，可以说，他用嘴皮子，替中国赢得了不少喘息的机会。 不过，蒋介石对他并不是一直满意。两人的关系，说好也好，说差也差。蒋需要胡适的影响力，也利用他在美国的资源，但又不喜欢他那种“独立思考”的姿态。 胡适说话不拐弯，动不动就批评政府，这在蒋看来，是不识时务，后来胡适被撤职，蒋的态度也很冷淡，说他没啥用，可真没用吗？从后来的局势看，胡适的努力，确实在外交上帮了大忙。 胡适和蒋介石之间，其实代表了两个群体的矛盾：一个是讲思想、讲自由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讲权力、讲效率的政治家，他们的目标都是保住国家，但路子完全不同，蒋要的是服从，胡适要的是讨论，所以，两人注定合不来。 回头看胡适当年的那封信，不能简单说“对”或“错”，他确实提出了一个很激进的主张，也确实低估了日本的野心，但他没有背叛国家，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找到一条路，只是这条路，在当时的环境下，既行不通，也没人愿意走。 历史不是黑白分明的，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人的选择和局限，胡适的选择，反映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中的挣扎，他没拿枪，但他也没逃避。 他试图用理性救国，但现实告诉他，枪杆子才是硬道理，他后来也明白了这一点，所以他转变了立场，投入到了另一种战斗里。 在今天，重新谈起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为了理解一个问题：在极端困境里，什么才是对的选择？是坚持到底，还是暂时退让？是用血换地，还是用地换时间？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胡适的经历，至少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他曾试图用一纸协议换来和平，失败了；后来他用外交手段争取支持，取得了一些成果，他的前半段路线，被骂得体无完肤；后半段努力，却很少有人记得，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叛徒，他是那个时代里，一个真实的中国人，一个在风雨中摸索出路的知识分子。 胡适的“妥协”思路和后来的“苦撑”路线，是他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不断摇摆的结果，他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全错的。 他的主张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他敢说出许多人不愿面对的难题，理解他，不等于认同他，但回望那段历史，至少我们能看清一个事实：在国家生死关头，选择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事，胡适走过的路，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充满了矛盾、挣扎和不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