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董竹君狱中过70大寿大哭，得狱友安慰后，立志活着出狱，出狱1年逆袭。 董竹君的人生从来没顺过，1900年出生在上海的贫民窟，父亲拉黄包车，母亲做佣人，日子苦到吃了上顿没下顿。 12岁时，为了给父亲治病，她被送进青楼做清倌人，卖艺不卖身。 14岁那年，她认识了革命党人夏之时，没要一分赎金，自己逃出青楼嫁给对方，随后跟着去了日本留学。 可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夏之时卸任军职后变得消极颓废，还染上鸦片，封建家庭的束缚更让她窒息。 1934年，她下定决心和夏之时离婚，带着四个女儿净身出户，在上海从零开始打拼。 凭着一股韧劲，董竹君在上海开起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 她对菜品要求严格，餐具上都印着专属店徽，还特意布置了雅座和普通饭堂，生意越做越火，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女企业家。 更难得的是，她利用饭店的便利，掩护地下党员活动，资助革命事业，连周恩来总理都曾肯定她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她主动把锦江两店交给国家，合并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国宾馆——锦江饭店，自己则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底搬到了北京居住。 安稳日子没过几年，1967年，67岁的董竹君被指控与国民党、青帮有联系，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监狱。 从政协委员变成囚犯，巨大的落差让她难以承受，监狱的条件更是苛刻。 每天吃的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偶尔能分到几颗花生就算改善伙食；住的牢房又小又潮，冬天冷得浑身发抖，夏天热得喘不过气；左肺还在审讯时被打伤，疼起来整夜睡不着。 可她没垮掉，每天都在牢房里慢慢走动，尽量保持体力。 1970年正月初五，董竹君刚被调到新牢房，折腾了大半天。 早上整理铺位时，她随口跟狱友提了一句当天是自己的70岁生日。 狱友们大多是普通人，有的是被生活所迫犯了错，有的和她一样被时代裹挟。 大家听了都很感慨，纷纷说着“生日快乐”。 中午开饭时，意外发生了，她的碗里竟然有几块肉丁，这在监狱里简直是奢侈品。 狱友们端着自己的碗围过来，笑着让她多吃点，就当是庆祝生日。 吃完饭，狱友们各自休息，董竹君坐在角落的木板上，眼泪突然控制不住地涌了出来。 她想起自己一辈子的遭遇，小时候在青楼卖唱看人脸色，离婚后带着孩子创业受尽白眼，好不容易把饭店做得风生水起，如今却成了阶下囚。 衣服破了补了又补，身上的伤痛时不时发作，更让她揪心的是，入狱三年，她没收到过家人的任何消息，不知道孩子们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受了牵连。 哭声越来越大，把旁边的狱友都惊动了。 一个年纪稍大的狱友走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大姐，别哭了。 能活到70岁不容易，今天还有肉吃，该高兴才对。 ”另一个年轻点的狱友也劝道：“日子总会过去的，咱们熬一熬，总能等到出去的那天。 ”董竹君哭了好一会儿，渐渐止住了眼泪。 她抹了抹脸，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捡来的破纸片和一支秃铅笔，写下了《狱中生日》一诗，诗里说自己虽身陷囹圄，却要像青松一样顶着风霜挺立。 那天之后，董竹君像变了个人，她想起鲁迅说过的“敌人要你死，你偏不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出去，见到家人，证明自己的清白。 她开始更认真地锻炼身体，每天在狭小的牢房里小跑八百步，就算累得气喘吁吁也不停歇。 劳动时，她主动帮狱友洗衣服、缝补衣服；学习时，她跟着大家一起背诵材料，从不偷懒。 狱友们也愿意和她亲近，有好吃的会分她一点，她腿不舒服时，有人主动扶她走路，还帮她报告狱警请医生。 1972年10月13日，董竹君终于等到了出狱的通知。 见到女儿夏国瑛时，女儿抱着她哭了，说整整五年都没有她的消息，全家都以为她不在了。 因为有人盯着，母女俩没敢多聊，匆匆说了一个小时就分开了。 十天后，她正式出狱回家，当晚吃了一碗黄头鱼，结果肚子疼得厉害，住了半个月医院。 这次生病让她更清楚，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谁也没想到，出狱才一年，董竹君就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1973年5月10日，相关部门上门通知她，恢复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还补发了她入狱五年的工资。 拿到通知的那一刻，她眼眶红了，这不仅是一份身份的恢复，更是清白的证明。 1979年3月29日，董竹君彻底平反，头上的“敌特”帽子被正式摘掉。 80岁那年，她去美国探亲，在异国他乡过了生日；之后又动笔写下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把自己一辈子的故事都记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