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冬天，南京军区的人在云南建了个火化场。韩干事负责处理烈士遗体，第一个烈士叫杨献龙，脑袋全烂了，眼还睁着。 那年的云南边境，风吹过来都带着硝烟味儿。前线下来的战士身上裹着泥浆血垢，安静的躺在门板上，担架排成了长队。 这个火化场，设在云南西畴县的兴街，离炮声隆隆的老山前线并不遥远。负责这里的韩亚清干事，是南京军区第1军第1师的政治部组织干事。接到组建战地烈士工作组的命令时，他整夜睡不着觉，在操场上徘徊，脑子里全是以后要面对的血肉模糊的画面，心里沉甸甸的，压得喘不过气。他明白，自己即将踏上一个没有枪炮声，却同样残酷的“特殊阵地”。 1984年12月9日下午4点30分，火化场迎来了第一位烈士。他是师炮团的战士杨献龙，当天中午在猫猫跳阵地牺牲，头部受了重伤。当遗体被抬上冰冷的工作台，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位不久前刚从教导队毕业的年轻战友，此刻头部被凝固的鲜血覆盖，双眼却无法闭上。火化组里大多是年轻战士，为了防止大家怯场，韩亚清决定，这第一次整容，全部由干部动手操作。 清洗、缝合、刮脸、更衣……军医李国天的手一直在颤抖，眼泪和手中的棉球一起落下。韩亚清在一旁协助，看着熟悉的战友变成这副模样，也忍不住哭出了声。他们做得极其仔细，最后为杨献龙穿上整洁的制式军装，涂上一点胭脂，让他看起来仿佛只是安然入睡。 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时，护送他来的官兵和火化组的同志们，送走了这位年轻的兄弟。那一晚，火化组的许多人彻夜未眠，几乎没人吃得下饭。这仅仅是开始，更艰巨、更惨烈的任务还在后面。 前线的战斗越来越激烈。1985年1月，一场大战过后，火化场前的空地上，一次就摆放了29位烈士的遗体。眼前的景象让最坚强的战士也为之动容：有的遗体面目全非，有的肢体残缺。 他们的工作，就是为这些残缺的躯体恢复最后的尊严。四肢不全的，要用稻草和白布裹扎出假肢的形状；头部创伤严重的，要用棉花塑形，仔细掩盖。每整理完一位，大家都像经历了一场耗尽全部心力的战斗。 最让人心碎的一幕，是接收一个麻袋。打开一看，里面是半袋混杂着泥土、血水的遗骨和碎肉。送来的战士流着泪说，这里面是十八位在猫耳洞被敌炮击中牺牲的战友。十八个鲜活的生命，最后只剩下这么半袋无法分辨的遗骸。韩亚清和战友们默默地将它们火化，最终只分拣出五块稍完整的遗骨。那一刻，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 战争接近尾声时，一项更艰难的任务交给了韩亚清：调查36位“失踪”烈士的情况。他深入每一个阵地，找到见证人，记录下战友们最后的时刻。有的是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是遭炮击后遗体被掀下悬崖，有的则是遗体在转运途中再次被炮火炸飞。 这36位烈士，连一把骨灰、一件完整的遗物都没能给亲人留下，他们的身躯已与南疆的红土融为一体。写完调查报告，韩亚清感觉自己的神经几乎麻木了。 在老山，牺牲的烈士们平均年龄只有21.9岁。麻栗坡烈士陵园里，长眠着年仅16岁的战士。他们中许多人，从新兵连就直接走上了战场。火化组的官兵们，每次触摸这些年轻的生命，内心的痛苦都难以言喻。有位叫谢关友的烈士，身上有八十多处伤口，火化后骨灰中拣出了十一枚弹片。这些冰冷的金属，记录着他们曾如何浴血奋战。 为什么要在战场附近建立火化场？这源于一个沉重的现实考量。此前，烈士遗体都安葬在麻栗坡，但随着牺牲人数增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家属让当地接待不堪重负。为了让烈士“回家”，也减轻家属日后跋涉祭奠的艰难，上级做出了“遗体火化、骨灰还乡”的决定。于是，这个特殊的火化场诞生了，它成为连接战场与故乡的中转站，是给烈士的最后尊严，也是给生者的一丝慰藉。 韩亚清和他的21人工作组，在这个充满刺鼻气味和悲痛眼泪的“阵地”上，坚守了数月。他们制定了严格的程序，从接收、清洗整容、火化到骨灰登记入库，一丝不苟。因为他们深知，自己送别的不仅是战友，更是一个家庭的孩子、兄弟、父亲。他们必须让每一位烈士，尽可能体面、干净、完整地走完最后一程。 硝烟终会散去，但记忆应当永存。老山火化场的故事，是关于战争残酷性最直白的注脚，它告诉我们，胜利的代价究竟有多么沉重。那些永远留在南疆的青春面庞，那些父母等了二十年才艰难抵达的一座座墓碑，都在提醒我们，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今天我们脚下的安稳土地，正是由无数个“杨献龙”和那“半袋遗骨”所代表的牺牲换来的。记住他们，是每一个享受和平的人，最起码的责任。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关于老山战役烈士善后工作的历史细节，参考自《解放军报》历史报道及中国双拥网官方文献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