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由上海发起，全国仿效的垃圾分类，现在为什么没人搞了？其实一个明明白白的理工科问题，非要用文科的方式解决，后来搞不下去是正常的，顺带一提，生化环材中有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环，它是纯正的理工科，从当年不停炒作的垃圾围城，到现在垃圾不够用的窘境，折射的是技术发展的迅猛，和人文社会学科跟不上认知的矛盾。 其实垃圾分类搞不下去，核心问题就在于用行政推动的“文科思路”，去解决了一个需要技术支撑的“理工科问题”。当年各地推广时，几乎都把重点放在了居民教育、行政考核上，要求大家死记硬背分类标准，却忽略了后端处理技术的配套。 生态环境部早就明确，环境工程作为“生化环材”里的“环”，是纯正的理工科领域，其中的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工程，本就包含了垃圾从产生到处置的全链条技术解决方案，而非单靠前端分类投放就能完成。 可现实是，很多城市连分类运输的车辆都没配齐，居民辛辛苦苦分好的垃圾，最后还是被倒进同一辆清运车，这种“前端分类、后端混运”的脱节，直接消磨了大家的参与热情。 更关键的是，我们对垃圾处理的认知，远远没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十年前，“垃圾围城”还是媒体热议的焦点，当时住建部数据显示，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很多城市的填埋场逼近饱和，垃圾只能露天堆放，不仅污染土壤水源，还滋生大量蚊虫。 可短短十年过去，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住建部2025年公布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新增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21.6万吨/日，总能力达到117.9万吨/日，较“十三五”末提升22.4个百分点，其中焚烧处理能力占比高达78.1%，较五年前增加了19.2个百分点。 这种变化背后，正是环境工程技术的迅猛突破。以前垃圾处理主要靠填埋，不仅占地多，还容易产生渗滤液污染；现在主流的焚烧处理技术，不仅占地仅为填埋场的1/10，还能实现能源回收。 数据显示，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发展迅猛，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投运垃圾焚烧项目达876个，装机容量达2426万千瓦，较“十三五”末增长近50%，主流焚烧厂吨垃圾发电量从2020年的280千瓦时提升至2025年的380千瓦时。 像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日处理能力达3000吨，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厨余垃圾处置基地；浙江更是建成68座焚烧厂，日处理能力突破8.2万吨，区域覆盖密度位居全国前列。 技术的进步直接扭转了“垃圾围城”的困境，甚至出现了部分焚烧厂“垃圾不够用”的窘境。因为垃圾焚烧发电需要稳定的垃圾供应量，而随着垃圾分类回收利用率提升、源头减量措施见效，部分地区的垃圾产生量增速放缓，导致一些焚烧厂不得不从周边城市调运垃圾。 北京市的数据就显示，实施垃圾分类5年来，生活垃圾处理量从2.77万吨/日下降至2.17万吨/日，减量率超20%，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2.6倍，回收利用率达到42%，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 这种“垃圾不够用”，本质上是技术产能与垃圾产生量之间的新平衡，却被很多人解读为“垃圾分类失败”，恰恰反映了人文认知与技术发展的脱节。 环境工程这门“被忽视的理工科”，其实早就给出了垃圾处理的完整答案：前端分类是为了提升资源回收效率和后端处理效果，而不是最终目的；真正解决垃圾问题的，是后端的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技术。 当年各地只盯着前端分类的行政考核，却忽视了焚烧发电、生物处理等核心技术的落地，导致垃圾分类失去了技术支撑，自然难以持续。如今，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已达99.98%，垃圾发电行业市场规模预计以年复合增长率7.5%扩张，到2030年装机容量可突破42吉瓦，这些数据都证明，技术才是破解垃圾问题的核心力量。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不够用”的转变，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折射出一个深刻矛盾：当环境工程技术已经能实现垃圾的高效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时，我们的社会认知还停留在“靠居民分类就能解决一切”的层面；当技术已经构建起“分类-回收-处理-利用”的全链条体系时，我们的推广方式还依赖于行政强制而非技术引导。垃圾分类不是失败了，而是我们用错了方法，把理工科的系统问题，当成了文科的宣传任务来做。 如今再回头看，当年的垃圾分类热潮更像一次认知普及，让大家意识到垃圾处理的重要性。而真正的进步，藏在那些默默运转的焚烧发电厂里，藏在环境工程师们优化的处理技术中。当我们不再纠结于“要不要分类”，而是聚焦于“如何用技术让垃圾变废为宝”，或许才能真正跳出“一阵风”的怪圈，读懂技术发展带给我们的生活变革。 毕竟，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从来不是靠口号和行政推动，而是靠实打实的理工科技术，以及跟得上技术步伐的认知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