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在北京刑场边的老槐树下，60岁的吴晗被粗绳捆在树干上，可围观的人群里，有他教过的学生、共事过的同事，却没人敢抬头。 那棵老槐树的树干皲裂得像老人的手掌，树皮上还留着，树皮上还留着往年拴牲口的勒痕，深秋的风卷着枯叶打在吴晗的脸上，他花白的头发被吹得散乱，遮住了大半张脸。 绳子勒得太紧，深深嵌进他单薄的棉衣里，勒出一道紫红的印子，每喘一口气，胸口都传来钻心的疼。他的眼镜早就不知道丢在了哪里，浑浊的眼睛却依旧朝着人群的方向望，像是在辨认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人群里静得可怕，只有风掠过树梢的呜咽声。前排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年轻人，手指死死攥着衣角，指节泛白。他是吴晗在清华大学教过的学生，当年在明史课堂上，吴晗站在讲台上，手里捏着一卷古籍，声音洪亮地讲《明史·海瑞传》，讲到海瑞抬棺上疏的时候，他还激动地拍了桌子。 那时候的吴晗，是意气风发的学者，是学生们眼里最敬佩的老师，他总说，做学问要对得起良心，要讲真话。可现在，这个曾经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人，被捆在槐树上，成了众人围观的对象。年轻人想喊一声老师，喉咙却像被堵住一样，发不出半点声音，只能把头埋得更低，眼泪砸在冻硬的泥土上。 人群中间，站着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是吴晗在北京市政府共事过的同事。当年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教育，为了保护北京的古建筑，他跑遍了大街小巷，对着那些老城墙、老胡同，他总说这些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拆不得。他和梁思成一起，为了保护北京的古城墙据理力争，哪怕被人指责为“保守派”，也不肯退让半步。 那些日子，他们一起在办公室里熬夜整理资料，一起在小饭馆里就着咸菜喝米粥，一起为了文化保护的事拍过桌子。可现在，老同事们站在人群里，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吴晗的眼睛。他们怕，怕自己多看一眼，就会被牵连，怕自己的一句辩解，就会给家人带来灾祸。那个年代，沉默成了大多数人唯一的自保方式。 吴晗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几声微弱的气音。他想起了自己写的《海瑞罢官》。1961年，他为了歌颂海瑞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精神，写下了这部历史剧。 那时候，他满心都是对清官廉吏的敬佩，满心都是对家国百姓的期许。他怎么也想不到，这部剧会在几年后被曲解，成了别人攻击他的武器。他被污蔑，被批斗，被剥夺了一切身份，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学者、官员，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罪人”。他的家被抄了，几十年心血收藏的古籍被付之一炬，他的妻子袁震，拖着病弱的身体，也跟着他一起受苦，最后含恨而终。 风更大了，卷起地上的尘土，迷了人的眼睛。吴晗抬起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脸上没有怨恨，只有一丝淡淡的悲凉。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想起了父亲教他读书写字的日子，想起了自己年少时立下的志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他这一生，都在为了这个志向奔波，为了学问，为了民生，为了文化传承，他问心无愧。 人群里，那个年轻的学生终于忍不住，肩膀开始微微颤抖。他想起了毕业那天，吴晗握着他的手说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守住自己的良心。”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他的心上。他多想冲上去，解开捆在老师身上的绳子，多想大声说一句老师是冤枉的，可他不敢。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风把老师的头发吹得更乱，看着老师的身体慢慢垂下。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刺耳的哨声响起，打破了现场的寂静。吴晗的头垂了下去，再也没有抬起来。人群开始慢慢散去，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那个年轻的学生没有动，他站在原地，望着那棵老槐树，望着树干上深深的绳痕，眼泪终于汹涌而出。老同事们走在最后，有人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槐树下空荡荡的，只有几片枯叶在风中打转。 很多年后，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干上的绳痕渐渐被新的树皮覆盖，却永远刻在了人们的心里。吴晗的冤案被平反，他的著作重新出版，他为文化保护、为历史研究做出的贡献，被人们重新记起。人们终于明白，那个被捆在槐树下的老人，是一个坚守真理的学者，是一个心怀家国的赤子。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了正义和良知坚守的人，沉默的岁月里，总有一些光芒，不会被黑暗掩盖。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