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八路军“大簸箕电台”负责人，正在土屋赶稿，听到一对母女乞讨，走到窗边一看，竟是妻子和女儿。 那年4月，河北深泽县西马村。 土屋里的油灯捻子烧得噼啪响，昏黄的光映着桌上摊开的稿纸，纸上的字迹刚写了一半，就被窗外的声音钉住了笔尖。负责人叫赵志远，是冀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宣传干事，手里的“大簸箕电台”不是真的簸箕，是用铁皮和木头改装的便携式收报机，因为外形粗糙像农家簸箕，被战士们起了这个外号。他攥着笔的手突然抖了一下，墨水在纸上晕开一小团黑渍。 他不敢立刻出声，先屏住呼吸，贴着被炮火熏黑的窗棂往外看。暮春的风裹着沙尘，刮得村口的老槐树沙沙响。妻子秀莲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蓝布衫，原本乌黑的辫子散了，沾着草屑和尘土，瘦得颧骨都凸了出来。她怀里抱着的女儿小囡，才三岁，小脸蜡黄，嘴唇干裂，正揪着秀莲的衣角，有气无力地哼唧：“娘，饿……”秀莲拍着女儿的背，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哭腔：“囡囡乖，再忍忍，咱们找到爹就有吃的了。” 赵志远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他和秀莲分开快一年了。去年秋天，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烧了他们的村子，他带着电台跟着部队转移，临走前只来得及塞给秀莲一块银元，叮嘱她带着孩子躲去娘家。他没想到，娘家也没能幸免，更没想到，秀莲会带着孩子，一路乞讨着找到西马村来。 土屋的门没锁，轻轻一推就能开。可赵志远的脚像灌了铅，挪不动半步。桌上的稿件是明天要通过电台发出去的抗日宣传稿，字里行间都是号召乡亲们团结抗日的话。屋角的“大簸箕电台”用麻袋盖着，天线藏在房梁上，这是整个分区的通讯枢纽，一旦暴露，不仅他自己会出事，整个分区的联络网都可能被日军掐断。他身后的墙上，还贴着一张写着“严守机密”的标语，那是他亲手写的。 通讯员小王端着一碗稀粥走进来，看到赵志远的样子，愣了一下：“赵干事，你咋了？”赵志远猛地回头，对着小王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指了指窗外。小王凑过去一看，也惊得倒吸一口凉气。“是嫂子和小囡？”赵志远点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小王急了：“那还不快开门？”赵志远摇摇头，眼泪掉了下来，砸在稿纸上。他知道，只要他一开门，认下她们，日军的密探说不定就在附近，到时候，她们娘俩会比他更危险。 秀莲还在窗外乞讨，声音越来越弱。她不敢进村子，只能在村口徘徊，对着路过的乡亲作揖：“行行好，给口吃的吧，孩子快撑不住了。”有乡亲想给点吃的，又怕惹上麻烦，毕竟日军刚在邻村抓了几个接济八路军的百姓，吊在村口的树上示众。 赵志远的心像被刀子剜着，他咬着牙，从怀里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又让小王把那碗稀粥端出去，还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几个字：“去东王庄找李大叔，等我。”小王会意，把银元裹在粥碗里，悄悄溜出后门，绕到村口，把东西塞给秀莲，指了指东边的方向，又指了指土屋的窗户，然后飞快地跑了回来。 秀莲看着手里的银元、稀粥和纸条，愣了愣，抬头看向土屋的窗户。她看到窗棂后，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正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看着她。秀莲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对着窗户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抱着小囡，转身朝着东边走去。小囡喝了几口稀粥，有了点力气，指着土屋问：“娘，那是爹吗？”秀莲点点头，摸了摸女儿的头：“是，爹在干大事，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就能和爹团聚了。” 窗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赵志远才缓缓转过身，对着小王说：“把粥碗收了，继续写稿。”他拿起笔，擦掉纸上的墨渍，重新下笔。这一次，他的字写得格外有力，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油灯的光映着他的脸，脸上的泪痕还没干，眼神却亮得吓人。 他后来才知道，秀莲带着小囡找到东王庄的李大叔，在根据地住了下来。秀莲没闲着，跟着乡亲们纺线织布，给八路军做军鞋。小囡也长大了，跟着根据地的孩子们一起读书，学会了唱《松花江上》。而他的“大簸箕电台”，日复一日地在土屋里发出信号，把抗日的消息传到冀中平原的每一个角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那天，赵志远正在土屋里收报。他听到消息后，疯了似的跑出屋，朝着东王庄的方向跑去。跑了几十里路，他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秀莲正抱着已经长高的小囡，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着他。 抗战年代的爱情和亲情，从来都不是花前月下，不是朝夕相伴。是隔着硝烟的相望，是藏在纸条里的牵挂，是为了同一个信念，各自坚守。那些看似平凡的人，那些被战火拆散的家庭，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