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个知青在看钱学森的论文时，发现方程推导错了，就给钱学森写信，谁知钱学森不仅回了信，还说：“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 写信的人叫郝天护。 清华大学毕业，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抬眼是黄土风沙，低头是实验和教材。 条件不富裕，苦是真的苦，可他心里有个小爱好没丢，订资料、翻论文、关注学术动态，那点精神头，是他在艰苦岁月里给自己留的一点甜头。 上大学那会儿，他在清华听过钱学森做学术报告。讲的是力学里的大问题，推导写得密密麻麻，黑板擦了一遍又一遍。那天之后，钱学森在他心里，就不只是书上的名字，而像立在讲台上的一盏灯。 很多年过去，人走到新疆，讲台看不见了，灯印在心里还在亮。 有一天，他手里捧着钱学森发表的一篇论文，一行一行往下看。 平时看这种文章，更多是学个思路、揣摩个方法。那天眼睛往下一滑，落在一个方程上，心里突然打了个结。推导前后的逻辑在脑子里过了一圈，越想越不对劲，像哪颗螺丝拧反了。 郝天护又重新算了一遍，纸上写满数字，结论还在提醒他，这里有问题。 问题找到了，人却有点犯怵。 对面的名字是钱学森，不是普通教师。 写信指出错误，说轻巧一点叫严谨，说难听一点，容易被人看成“不知天高地厚”。 他心里打鼓，信纸铺开又叠起，字写了又划掉。犹豫了很久，还是把自己的推导过程写清楚，语气尽量放得客气，按着日期写上“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把信投进了邮筒。 信抵达北京时，郝天护已经回到自己的农学院，继续忙日常工作。 那边的信封被拆开，纸张摊在桌上，一个熟悉的名字跳进视线，后面跟着一段客气又带点“犯疑”的内容。钱学森看完，有点惊讶。 一个边疆青年，说他的方程推导错了，这话换个环境，很容易被当成笑谈。 纸不能只看文字。 钱学森把自己那篇论文找出来，翻到相关的地方，对着信里的提示，一步一步重算。 推导过程像一条长链子，每一环都要过手，一环一环看下去，精力要集中，心态也要稳。等他把那一节算完，心里已经有数，这条方程推导的确存在问题，错误不算惊天，但确实是错。 人的反应在这时就分出了层次。有的人会本能护住面子，觉得一旦承认错误，权威光环就得暗一截。也有的人干脆当没看见，让错误被时间盖过去。 钱学森没有沿着这两条路走下去。 他心里对这件事的排序很简单：谁说的不要紧，算式对不对才要紧。 所以桌上又铺开一张信纸，笔尖落下去，先写感谢。 感谢这位青年认真阅读论文，也感谢他指出方程中的错误。这样的感谢不算花架子，是写给问题本身的，也是写给那份较真的劲儿。 接着，他提出一个请求，请郝天护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再寄来一份。 几千公里外，郝天护收到回信，心里那股惊讶，说什么都嫌淡。 他本来只是抱着“说一声就好”的想法，把问题写出去，谁知等来了亲笔回信，还有一份这样的要求。 当初写信带着不安，这会儿再看，自信多了一点，也踏实多了一分。 他按信里的意思，把自己的推导和理解重新梳理，用尽量简洁的方式写成文章，大约七百字，仔细誊抄好寄出。 七百字在很多人眼里不算长篇，在学术刊物上却要经得起挑剔的目光。 钱学森看完这篇稿子，觉得内容扎实，推导清楚，就把它推荐给《力学学报》。这一步，分量就变了。原本只是一封来往书信里的纠错，如今被推到公开刊物上，让更多同行看到，让问题在阳光下被讨论。 文章发表后，边疆那头的青年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日子往前翻。 一九七八年，全国的气息都在变。郝天护回到母校清华，参加研究生考试，重新走进熟悉的校园。在这里，他不再只是讲堂下面的听众，而是要在实验室里、在论文里，和更多学者面对面较劲。之后的路越走越专，他在固体力学领域扎下根，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也成了习惯待在一线的科研人员。 有人回头看，会把一九七八年当作一个转折点。 其实那条路早在一九六四年的那封信里，就已经拐了个方向。 一边是艰苦环境里的坚持，一边是认真较真、不怕得罪人的劲，再加上权威的开阔和严谨，几样东西凑在一起，把一个“普通青年”的轨迹推得更长更远。 钱学森在这件小事里的选择，也留下一种尺度。 他没有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不以名气压人，不因为对方“名不见经传”就一笑了之。他用核算事实、承认错误、邀请发表的方式，把“权威”的帽子放到一边，把“科学”三个字摆到桌面中央。这样的态度，比再多的口头宣讲都更有说服力。 郝天护那边，从敬仰到敢提意见，从鼓起勇气写信，到按要求写出七百字的文章，又在多年后回到清华深造，这一连串动作背后，站着一种很朴素的信念。 一封写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的信，从新疆走到北京，从青年走到大家，把两代人的名字写在同一个算式边上。 纸上那句“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落墨不重，却把“治学严谨”四个字刻得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