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男子重病，慷慨地对妻子说：“我死后你改嫁或守寡，你来决定，你说说自己的心意吧。”妻子说：“家里没粮，你死了我供不起，怎么守寡？”男子怨恨地抓着妻子的胳膊说：你好残忍！然后咽气了。 这一幕在民间笔记中流传甚广，多见于对晚唐至宋元市井婚姻的议论。 男子名叫薛明志，出身于江南一带商户之家。地方志中常见类似记载：商贾勤劳一生，积财不易，却往往毁在子弟手中。 薛明志少年时随父往返州县，见过市井繁华，却从未真正学过记账、行规与契约。成年后，薛明志把精力放在酒肆、歌楼，账目由家中代管，这在宋代商人家庭并不少见。 薛明志的婚事，也符合当时的社会常态。妻子杨氏出身小商户，通晓柴米价钱。成婚之初，薛明志尚能收敛，但很快旧习复发。 类似情形在《梦粱录》《东京梦华录》中多有描述：富家子弟昼夜宴饮，家中长辈忧惧却无力约束。薛父薛母年老体衰，仍要外出周转生意，久而久之积劳成疾。 史书与笔记中屡屡提到，商旅奔波本就损耗身体，这并非个案。 薛母去世后，薛父在弥留之际处理家产。宋代律例允许将财产交由可信之人代管，尤其在继承人不肖时更为常见。薛父将钱物交给杨氏，本意是保全家业。 这样的做法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明确案例，可查可证。问题并未就此结束。薛明志继续索钱，杨氏一面维持日常，一面填补丈夫的无底洞。 钱财耗尽的过程，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支出。 后来薛明志病倒，被人从酒席抬回。医者的判断，与宋代医书《太平圣惠方》中关于酒色伤身的论述相合。久饮伤脾，纵欲耗精，病来时往往已无回天之力。 病榻之上，薛明志第一次翻看账簿，意识到自己多年所为的后果。屋外无人探视，屋内只有杨氏煎药守候。 谈及守寡，不能不提当时的伦理压力。自汉以来，妇女守节被视为美德，至宋元更被地方官与士人反复称颂。 但史料同样记录了另一面：贫困寡妇改嫁并不违法，只是舆论苛刻。杨氏的回答，出自现实而非冷酷。没有粮食，守节只是空谈。 《宋会要》中明确记载，地方官府并不承担寡妇生活供给。 薛明志临终的愤怒，夹杂着悔恨与不甘。人到绝境才回头，在史书中并不少见。《旧唐书》中就有类似评语：“悔之晚矣，终无补于事。” 屋内那句质问，成了薛明志一生的收束。杨氏随后借钱安葬，离开旧宅，改嫁他乡，这种选择在当时并不罕见，也未触犯律法。 有人后来评说这段往事，用了一句话流传至今：“人若不自持，万贯亦如浮沙。”这是无数真实家庭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