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离婚5年的陈独秀，爱上小30岁女邻居，特意买酒为她庆生。 一个是名满天下的前北大教授，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工厂女工，30岁的年龄鸿沟在1930年代的上海弄堂里，像一道刺眼的伤疤，街坊邻居的议论声从没停过。 这位让陈独秀动心的女邻居，其实有着比他更坎坷的过往。 潘兰珍4岁就跟着父母从江苏逃荒到上海，13岁那年，她成了上海纺织厂的童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月薪只有1块银元，这在1929年的上海，连糊口都难。 后来为了躲开工头骚扰，她搬到熙华德路的石库门房子，恰好成了陈独秀的邻居。 那时的陈独秀早已不是北大月薪300银元的教授，刚经历政治失意和婚姻破裂的他，化名“李先生”隐居在公共租界边缘，只能靠写对联、条幅度日，一幅字5块钱，勉强维持生计。 两个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就这样在逼仄的弄堂里互相取暖，她帮他洗衣做饭，他教她认字读书，本来想安稳度日，但后来发现命运早已将两人绑在一起。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潘兰珍这才知道朝夕相处的“李先生”竟是政治要犯。 她没跑，反而搬到南京老虎桥监狱附近，靠缝补洗衣维持两人生活。 狱警后来回忆，这个穿着粗布衣裳的女人每月都来，总是带着干净的换洗衣物和亲手做的咸菜，安静地等在监狱门口，一看就是大半天。 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获释，两人一路逃难到四川江津。 在石墙院的老屋里，潘兰珍照顾着他和儿子陈松年一家，连妹妹留下的女儿陈明榴也接来抚养，一家三代挤在简陋的民居里。 邻居说她每天天不亮就挑水做饭，从没听她抱怨过一句，好像照顾这一大家子就是她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1942年夏天，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前拉着潘兰珍的手说“自立自强，勿用我名”。 她记了一辈子，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拒绝了所有友人的资助，靠帮佣过活，1949年因肺结核去世时，身边还留着他未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手稿。 搞不清当时的人怎么看这段感情，但现在回头看，没名没分的20年，她用行动把“患难与共”四个字写得比谁都清楚。 这段相差30岁的感情，没有名分，没有轰轰烈烈，却在乱世中守出了真意。 潘兰珍用不识字的一生，告诉我们爱情从来不分身份高低，患难与共才是最难得的承诺。 历史书上总写英雄伟业，但像潘兰珍这样的普通人，用坚韧和善良撑起的温情，同样值得被记住。 他们的故事，是那个动荡年代里，最温暖的一抹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