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正月初一的台北，一家照相馆的玻璃橱窗蒙着薄尘。 两名穿着军装的男人站在手绘的万里长城背景前，镜头里他们肩并肩，右手却悄悄在身侧握成拳。 照片洗出来那天，其中一人在背面写下“暂居台湾留念”，笔尖划破了纸。 军装领口的褶皱里还卡着根线头，那是上个月整补时缝补的痕迹。 背景画的颜料没干透，长城的砖块晕成一片模糊的灰，倒像他们心里的大陆，看得见轮廓却摸不着。 摄影师让他们笑一笑，两人嘴角动了动，最后还是板着脸在“反攻大陆”的标语贴满街头的日子，连微笑都怕显得不够坚定。 那天《中央日报》的头条印着“春节劳军，反攻必胜”，广播里反复播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 可排队买年糕时，前后的人都在说“最多三年，肯定能回家”。 王姓军官摸了摸口袋里的家书，妻子的字迹被汗水洇开，“等你回来贴春联”几个字看得他眼睛发酸。 照相馆老板是山东人，按下快门时叹了句“给老家寄一张吧，就当你回去过了年”。 那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传来，军营里的气氛突然变了。 原本堆在墙角的“反攻计划书”被收进铁皮柜，取而代之的是“台湾防御部署”。 有人偷偷撕掉了墙上的“返乡倒计时”，王军官把那张照片塞进枕头下，夜里摸着背面的“暂居”二字，突然觉得这两个字重得压胸口。 后来福建沿海的炮声越来越密，家书彻底断了，他对着照片里的长城背景发呆，不知道妻子是不是也在某个地方望着同一个方向。 孩子在台湾出生后，王军官教他认照片里的长城，说“那是咱们的老家”。 可孩子指着课本上的阿里山问“爸爸，这里才是家吧？”1965年的一天，他在西门町碰到当年一起拍照的李军官，对方头发白了大半，手里捏着张褪色的照片，“我儿子说，他不想去一个没见过的地方找奶奶”。 两人站在照相馆旧址前，那里已经改成了杂货店，老板说“你们那时候拍的照片，好多人后来都来问能不能再洗一张”。 1987年冬天，广播里说可以去大陆探亲了。 王军官攥着申请表手抖得厉害，照片里的长城背景已经泛黄，背面的“暂居”二字被摩挲得看不清。 在厦门海关，他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当年一起拍照的李军官，正抱着一个白发老太太哭。 轮到他时，妻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张同样泛黄的照片，是他当年寄回去的那张。 我觉得那一刻，所有的等待都值了，“你看，”她笑着擦眼泪，“我每年都把它跟春联贴在一起。” 现在那张照片放在两岸合建的“乡愁博物馆”里，旁边摆着王军官和妻子1988年的合影，两张照片里的长城终于从手绘变成了真实的背景。 当年照相馆老板说的“寄往大陆的虚拟家书”，在三十七年后感慨成真。 两岸分隔的岁月里，多少人像他们这样，把对团圆的念想缝进军装褶皱，藏在照片背面，刻进孩子的名字里。 和平发展让这些念想不再是纸上的“暂居”，而是实实在在的“回家”，这或许就是历史教会我们的团圆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梦，它藏在每一次对望、每一封家书、每一张跨越海峡的照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