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年以前，一个公社一个武装部，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一辆机普车，一个大队一部手

"七二年以前，一个公社一个武装部，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一辆机普车，一个大队一部手摇式转接电话机，晚上照明用的煤油，猪肉凭票五六毛钱一斤，穿衣每人1丈5尺布票，一个馒头3两粮票7分钱，没有自行车，土地集体所有，挣工分，交公粮，一个大队一个卫生所，有病3、2毛钱的药片一吃就好，基本上不生病。 这些零碎的记忆，是父亲坐在老藤椅上，就着夕阳说给我听的。他说这话时，手里总摩挲着那个掉了漆的搪瓷缸，缸子上“农业学大寨”的字样早已模糊，倒是缸底那个小豁口，摸起来还硌手——那是五十年前抗旱时，他从坡上摔下来磕的。 父亲说那年夏天邪乎，三个月没正经下雨，地里的玉米叶子卷得像鞭炮，队长急得嘴上燎起一串泡。全队男劳力都去村西的机井打水，父亲年轻，被派去给大家送水。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着两个木桶去井边接水，再用搪瓷缸给排队浇水的人舀水喝。那天日头毒得像要把地烤裂，他挑着两桶水往坡上爬，扁担压得肩膀生疼，每走一步都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喘气声，搪瓷缸在桶边晃悠，里面的凉白开跟着荡出小水花。 爬到半坡时，脚下一滑，他整个人往前扑，下意识用胳膊去撑地，搪瓷缸“哐当”一声掉在石头上，磕出个豁口。水洒了大半，他顾不上疼，爬起来就去捡缸子，手指被豁口划了道血口子，血珠滴在缸沿上，倒像给“农业学大寨”那几个字添了点红。旁边的老支书看见了，过来拍他后背：“傻小子，命重要还是缸重要？”他咧着嘴笑，把缸子往怀里揣：“这缸子跟我半年了，比锄头还亲。” 后来还是老支书把他拽到树荫下，用自己的汗巾给他包手，又从兜里摸出半块干硬的玉米饼，塞他手里：“吃点垫垫，别中暑了。”那天下午，父亲到底没扛住，头晕眼花地栽倒在田埂上，是三个社员轮流背他去的卫生所。王大夫给开了两毛钱的藿香正气片，又让他趴在长凳上，用酒精擦脊梁骨，凉丝丝的，他迷迷糊糊听见王大夫跟支书说：“这娃是累着了，让他歇两天吧。” 可第二天一早，父亲又挑着水桶出现在井边，搪瓷缸豁口朝外，装在桶边的网兜里晃悠。老支书瞪他：“不要命了？”他嘿嘿笑：“地里等着水呢，我歇了，大家就得多受累。”那天收工时，队长在全队面前表扬他，说他那豁口缸子就是“艰苦奋斗”的记号，还奖励了他两分工。 现在父亲用这搪瓷缸泡花茶，豁口朝外，说这样不硌手。茶叶在热水里舒展，他盯着水面上的茶梗，慢悠悠说：“你说那时候累不累？累啊，可看着大家喝着水又埋头干活的样子，心里就跟揣了个热炭似的，踏实。现在日子过好了，喝的茶比那时候的凉白开金贵，可有时候我端着这缸子，还能闻见当年井边的土腥味，听见大家抢着舀水时的笑闹声。”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搪瓷缸里的茶水泛着琥珀色的光。我突然觉得，那豁口不是磕坏了缸子，是给日子刻了个记号——记着那年夏天的汗，记着互相搭把手的暖，记着人心里那点不肯认输的劲儿。日子是往前走了，可那些记号里藏着的热乎气，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