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广东惠阳渔民苏就带决定带领全族逃港。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家族的两艘大渔船和渔具留在原地，然后带领整个家族老老少少48口，分乘四艘完全靠人力的小渔船出逃，最终安全抵达香港。 苏就带1905年出生在广东惠阳一个渔村里。那里靠海，村民祖祖辈辈捕鱼过日子。他小时候跟父亲苏大海上船，七八岁就学会划船。十五岁父亲去世，他开始挑起家里担子。每天早起出海，捕鱼换钱，日子过得紧巴巴。 谁能想到啊，1960年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连惠阳这靠海的地方，都难到让本分一辈子的渔民下定决心带全族背井离乡！那时候的“紧巴巴”可不是普通拮据，是真真切切的饿肚子——地里庄稼收成锐减，渔业因物资短缺、渔船维护跟不上，捕到的鱼大多要上交统购，自家留存的连塞牙缝都不够。苏就带作为族长，看着族里老人饿得眼冒金星，小孩哭着要吃的，心里比刀割还疼，可这光景，光靠早起出海、拼死捕鱼，根本撑不下去。 苏就带不是一时冲动，这事儿他琢磨了小半年。惠阳和香港仅隔一道深圳河，不少同乡偷偷跑过去后，写信回来都说那边能吃饱饭、码头有活干，肯出力就能挣钱。他祖祖辈辈在惠阳扎根，渔船是家、大海是根，可看着族里刚出生的娃娃因营养不良瘦得只剩皮包骨，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他终于咬牙：“不能让一家人等死！” 为了这趟逃亡，苏就带藏了太多心思。把大渔船和渔具留在原地，就是怕被公社发现破绽——那时候私人出海要报备，大渔船目标太大，四艘小渔船是他领着族里年轻人偷偷修了两个多月的，每艘只能坐十来个人，清一色人力划桨，只为海上灵活躲避巡逻。出发前三天，他让每家每户偷偷准备红薯干、咸菜当干粮，每人揣一小包，既怕受潮也怕被人看见。族里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舍不得住了一辈子的茅草屋，拉着他哭：“就带啊，咱们能不能不跑？”苏就带红着眼眶劝：“婶子，留这儿可能饿死人，跑出去还有条活路，我保证把大家伙儿平平安安带到地方！” 出发那天是深夜，没有月亮，只有星星点点的光。苏就带让年轻人先把小渔船悄悄划到离村子几里外的隐蔽海湾，再挨家挨户叫人。老人牵小孩，女人背包袱，走路都不敢出声，生怕惊醒邻居或公社巡逻队。48口人分四个方向上船，55岁的苏就带坐第一艘船打头阵，他从小在海上长大，熟悉洋流和暗礁，清楚哪个时间段海上巡逻最少。 海上的路比想象中难百倍！人力划桨全靠胳膊硬撑，年轻人轮流换班，划得胳膊都肿了，汗珠子掉海里都没功夫擦。小孩一开始害怕，后来累得在船舱里睡着，老人就脱外套给孩子盖上。最惊险的是快到香港海域时遇到小风浪，小渔船在浪里晃得厉害，有个女人吓得尖叫，苏就带立马压低声音喊：“别出声！风浪很快过，一喊巡逻船就听见了！”他稳稳掌舵，凭着几十年航海经验，硬生生把船带出了风浪区，这份胆量和担当，真不是一般人能有。 说白了，苏就带带族人逃港根本不是“背叛”，就是穷怕了、饿怕了的无奈之举。那时候的困难时期，既有自然灾害影响，也有政策偏差，比如大跃进导致生产紊乱，统购统销让渔民手里没了余粮。惠阳靠海本以为能靠捕鱼糊口，可渔船燃料、渔网修补物资紧缺，捕到的鱼也不能自由买卖，日子怎么能不苦？族里不少人见过偷偷从香港回来的同乡，穿着干净衣服、手里有零花钱、能买到白面馒头，这些话像种子一样在大家心里发了芽。 苏就带心里明镜似的，逃港是冒险，一旦被抓后果不堪设想，可他更怕看着族人一个个饿死。作为族长，从十五岁就扛家担的他，早就习惯为别人着想。航行途中，他把自己的红薯干分给两个没吃饱的小孩，自己就着海水啃两口咸菜；夜里轮流休息时，他总最后一个睡、第一个醒，盯着海面有没有异常。48口人没人掉队、没人抱怨，因为他们都信苏就带——这个一辈子勤勤恳恳捕鱼、从没坑过族人的男人，不会带错路。 抵达香港时天刚蒙蒙亮，看着远处码头的灯火和来往渔船，族里老人忍不住哭了，小孩们欢呼起来，苏就带却蹲在船边，看着自己肿得像馒头的胳膊，长长舒了一口气。后来他们在香港渔排安家，靠捕鱼、打零工过日子，虽然辛苦，但至少能吃饱饭，孩子们能上学。苏就带还是那个爱操心的族长，帮族人找活干、调解矛盾，晚年常跟子孙说起当年：“不是咱们愿意离开老家，是那时候实在没办法，人活着，先得吃饱饭啊。” 这段往事既是苏就带一家的生存史，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当时不少广东沿海渔民选择逃港，背后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饥饿的恐惧。我们不能简单评判他们的选择，毕竟在生存面前，很多选择都身不由己。但这历史也提醒我们，民生是根本，国家发展最终要落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吃饱饭、有奔头，谁愿意背井离乡冒生命危险闯荡？ 苏就带的担当、族人的信任、逃亡路上的互助，都是人性里最珍贵的东西。就算在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也没丢下老人孩子、没互相猜忌，这份情谊比什么都难得。而那段困难时期也让我们明白，国家政策制定必须贴合实际、兼顾老百姓切身利益，不能脱离现实搞建设。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