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思想家王韬：寻花问柳40年，体验上百名技后写下大尺度日记。 在1862年的一个深夜，上海码头，王韬慌慌张张爬上英国货轮。 “快，从这里上去！”英国领事馆的仆役低声催促着。 当时王韬猫着腰，借着夜色掩护，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 他回头望了望上海滩的灯火，这一别就是二十三年。 此时的王韬不会想到，这次逃亡反而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而这个被清廷通缉的“叛国者”，后来竟成了中国新闻报纸之父，而他留下的那些风月日记，却成了研究晚清社会的珍贵史料。 说起王韬小时候特也是乡里公认的少年天才。 17岁那年，王韬参加县考，一举夺魁高中秀才。 当时乡亲们都夸他前途无量，说他将来定能考取举人、进士，光宗耀祖。 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个玩笑。 就在1846年他去南京考举人，结果名落孙山。 “科举这条路，怕是走不通了。”王韬在日记里写道。 此后他又两次应试，均以失败告终。 就在王韬科举失意时，上海墨海书馆的麦都思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当时这个英国传教士开的出版机构，让王韬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文明。 1847年，19岁的王韬第一次到上海探亲，顺便参观了墨海书馆。 然而一进门，他就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 活字印刷机“一日可印四万余纸”，这是中国传统印刷术难以企及的效率。 麦都思的两个女儿招待他喝葡萄酒、弹钢琴，更让他大开眼界。 “这洋人竟有如此文明！”王韬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道。 也让他原本根深蒂固的“夷夏之辨”开始动摇了。 1849年父亲病逝后，家境困顿的王韬接受了麦都思的邀请，正式进入墨海书馆工作。 而这一干就是十三年，他协助翻译《圣经》，还接触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 1862年，王韬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那就是化名“黄畹”，给太平军将领刘肇钧写信献策。 “当下之势，宜缓攻上海，先取长江上游……”王韬在信中详细分析了局势。 那时候的他或许是想借此施展抱负，但这个举动却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清军攻占太平军营垒时，发现了这封信。 于是江苏巡抚立即下令通缉王韬。 在危急关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将他藏在领事馆四个多月，最后安排他逃往香港。 临行前，王韬把自己的名字从“王瀚”改为“王韬”，取号“天南遁叟”，天涯海角的逃亡老头。 而这个新名字，预示着他全新的人生篇章。 逃到香港后，王韬并没有一蹶不振。 当时英国汉学家理雅各邀请他合作翻译中国经典。 理雅各对王韬赞不绝口，称他是“我所遇到的最精通中国典籍的学者”。 而这些翻译作品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轰动，王韬的名字也开始为国际学界所知。 1867年，理雅各邀请王韬去欧洲游历。 从新加坡到锡兰，从埃及到法国，王韬一路见识了异域文明。 在巴黎参观卢浮宫，在伦敦游览大英博物馆，甚至还受邀在牛津大学演讲。 站在牛津的讲台上，王韬用中文讲述孔子的仁爱之道。 台下掌声雷动，这是中国学者首次在牛津演讲。 到了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华人主办的商业报纸。 在这十年间，他发表了800多篇政论文章，大声疾呼变法维新。 然而白天写政论、晚上逛青楼，成了王韬香港生活的真实写照。 从1849年到1897年，近半个世纪里，他几乎没断过出入风月场所。 王韬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的风月经历。 他与数学家李善兰结伴寻花问柳，与西关大绅们流连烟花之地。 更让人惊讶的是，王韬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庞大的风月文学体系。 然而这看似香艳的风月日记，其实蕴含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因为王韬详细记录了晚清上海的社会百态：青楼的等级制度、技女的命运、消费价格和行规。 通过这些文字，后人可以窥见晚清社会的真实面貌。 而那些在正史中不被记载的民间生活，都在王韬的笔下得到了保存。 王韬曾自辩道：“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 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豪杰不必掩饰自己的欲望。 1894年，66岁的王韬在上海接待了年轻的孙中山，帮他修改《上李鸿章书》。 三年后，王韬在上海病逝。 他生前曾说：“人为什么非得儿孙传代！我假如能把写的文章留给后世，使500年后姓名还挂在读者嘴上，则胜一碗祭供的面饭多多矣。” 如今，王韬的名字确实还在被后人提及。 不过人们谈论的，除了他开创的新闻事业，还有那些记录了一个时代体温的风月日记。 而那些曾被视为"污点"的文字，成了研究晚清社会的珍贵史料。 他用最离经叛道的方式，打破了传统文人的虚伪。 正如他自辩："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 王韬的人生充满矛盾：维新先驱与风月痴客，变法思想家与朝廷钦犯。 但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成为晚清大变局中最真实的人格标本。 主要信源：（清落魄文人西行逃亡22年——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