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倒了后，不少八旗格格没了收入，只能去八大胡同做那种生意，但她们会强调自己是“正黄旗”或“镶黄旗”的，客人觉得沾了皇气，愿意多给钱。 曾几何时，她们也是镶黄旗王府里的千金，丫鬟婆子前呼后拥。 这如今，却要在这烟花之地，靠“格格”的身份讨生活。 这差异可谓是天差地别了。 说起来清朝的“铁杆庄稼”制度让旗人男子世代当兵吃饷，女子则有定额月钱。 当时普通旗人家庭每年领取的俸禄足够维持体面生活，而王府格格们的用度更是堪比宫廷。 “记得吗？小时候咱们用的胭脂是江南进贡的，头上的簪子都来自前朝内务府。” 在八大胡同的阴暗房间里，一位被称为“三格格”的女子对同伴说。 同伴苦笑：一顿寻常家宴的排场，够普通百姓一家生活数月。 可现在呢？连碗热粥都要看人脸色。 而这一切，在1912年2月12日戛然而止。 但时溥仪一纸退位诏书，不仅终结了王朝，也切断了数十万旗人的经济命脉。 这些失去经济来源的旗人家庭迅速崩溃。 于是男人们开始变卖家产：古董字画、玉器瓷器、房产地契。 但坐吃山空的速度快得惊人。 “我阿玛把祖传的鼻烟壶卖了，价钱还不如从前他赏给戏子的红包。” “三格格”说起家道中落的情形，眼圈泛红。 更残酷的是社会对女性的限制。这些格格们纤细的手指拿过绣花针，却提不动重物；她们懂得吟诗作对，却算不清柴米油盐。 有的格格被家人卖给富商做妾，价格往往不如从前她们一件首饰。 更多的则在挣扎数年后，无奈地走向了八大胡同。 “您……您是哪一旗的？”一位顾客好奇地问。 “正黄旗。”“三格咯”低声回答，可这脸上火辣辣的。 没想到这句话，竟让她的酬金多了三成。 民国初年的北京社会，竟然真的为“八旗血统”明码标价。 前清遗老们怀着复杂心理光顾这些场所，试图在“格格”身边找回逝去的时代。 “您不知道，那些南方来的革命党，最喜欢让我们讲宫里的事。” “三格格”后来对同伴说，“他们一边骂朝廷腐败，一边又对皇室生活好奇得紧。” 有头脑的鸨母会将“正黄旗出身”写在花牌最显眼处，这价格自然水涨船高。 当时标注“旗籍”的女子，收入普遍比其他人高出30%-50%。 而很快，八大胡同出现了一种奇特现象：真假格格都在营销自己的“旗籍”。 “这大概是历史上最荒诞的身份变现，祖先用鲜血战功换来的荣誉，最终竟在风月场里被折现。”“三格格”苦笑着。 但是更可悲的是，当“旗籍”成为卖点，许多并非旗人的女子也开始冒充。 而真正的格格们听到周围此起彼伏的“正黄旗”叫卖声，心中五味杂陈。 在面对时代巨变，八旗格格们做出了不同选择。 有的如完颜立童记，坚守着最后的骄傲。 这位镶黄旗出身的女性，一生未肯踏入风尘。 之后她靠变卖细软、缝补衣物度日，晚年住在破旧小屋里，清贫却保全了心中那份旗人格格的自尊。 有的则如“三格格”那样，在现实面前低头，用祖辈的荣光换取生存资本。 她们在白天强颜欢笑，夜晚对镜垂泪。 据记载，有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旗人女子，在新式学校找到了教职；有的利用语言优势从事翻译工作。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旗籍”的光环在八大胡同也逐渐褪色。 到1920年代后期，新兴的审美观开始推崇女学生、新女性，“前清格格”的市场价值大不如前。 那些曾经以此自矜的女子，不少在贫病交加中默默离世。 一位历史学者感叹：“当革命革掉了她们的衣食来源，她们只能革掉自己的尊严。 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选择。 那八大胡同的灯笼依旧亮着，只是灯笼下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那些曾经以“正黄旗”为荣的格格们，最终成了历史洪流中的一滴眼泪。 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头衔赋予的，而是源于自立自强的底气。 历史不会停下脚步等待任何人，无论是正黄旗的格格，还是今天的我们，唯有不断学习、适应变化、锻造真本事，才能在风浪中站稳脚跟。 那昔日的八大胡同早已消失在北京市政建设中，那些格格的悲欢也随岁月远去。 但每当时代转型之际，类似的故事总以不同形式重演：依赖单一技能的人面临失业，依托平台光环者失去倚仗后茫然无措。 真正的体面从来不是头衔赋予的，而是源于自立自强的底气。 历史不会停下脚步等待任何人，无论是正黄旗的格格，还是今天的我们，唯有不断学习、适应变化、锻造真本事，才能在风浪中站稳脚跟。 主要信源：（清朝灭亡后,皇室贵族的生活过得有多惨？——搜狐）
